早期的摄影工艺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色彩，因此造就了照片着色这个行业，技艺娴熟的工匠用手绘为黑白照片着色，试图还原黑白二色背后更多的细节与活力。当然那些着色照片中精品很少，大都是短时间内赶出来的粗糙活计。
近年来照片着色这个古老的行当伴随精密数字化上色技术的进步焕发了新生，一本名为《纸上时光机》的新书就收集了124幅精细着色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在着色前经过了历史学家的严谨考证，然后交给数字绘图专家上色，其结果就是足以乱真的鲜活历史图景。
从存世历史最早的自拍，到年轻得还没有蓄起胡须的亚伯拉罕·林肯，再到沃尔特·迪斯尼多年不曾面世的照片，这些上色后的历史照片足以摧毁并重建我们脑海中的时光印象。
纽约36街与第八大道和第九大道交汇处的人流俯瞰，约摄于1930年。
从20世纪初开始，曼哈顿的成衣区就一直是美国时尚业的中心，1900年服装贸易是纽约市最大的产业，占据了全市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方圆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成衣区，汇聚了纽约的整个时尚生态系统，从面料供应商到设计师展示室一应俱全。纽约姑娘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拍下这张照片时只有20来岁，后来她成为《生活》杂志的第一位女摄影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又成为第一位女战地记者。照片中的两辆车，前一辆是福特A型运动跑车，后一辆是福特A型四门轿车。
弗洛伦丝·汤普森和她的孩子，1936年摄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沃森维尔。
当摄影师多罗西娅·兰格拍下这张照片时，汤普森只有32岁，从此她就成为“流浪母亲”的标志性形象。汤普森1903年出生在印第安人保留区，属于今天俄克拉荷马州的一部分，她的父母是居无定所的切罗基印第安人。17岁那年汤普森结了婚，跟丈夫一起在加州生活，28岁那年丈夫去世，她需要独力抚养六个孩子。后来汤普森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是跟男友吉姆·希尔生的。1936年汤普森和兰格带着孩子们去找一份收割农作物的工作，半路上他们的车抛锚了，希尔带着年长的男孩进城去买汽车零件，兰格正是在这时偶遇在路边等待的汤普森，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霓虹闪烁的剧院，1949年摄于芝加哥。
斯坦利·库布里克是电影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执导过13部经典影片，包括《斯巴达克斯》、《发条橙》、《闪灵》、《全金属外壳》，以及鼎鼎大名的《2001：太空漫游》等。在投身电影界以前，年轻的库布里克就酷爱摄影，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大学刊物上，后来他壮着胆子给《Look》杂志寄去一幅作品，因此得到了一份实习摄影师的工作。这张芝加哥剧院的照片，是21岁的库布里克为《Look》杂志拍摄的“芝加哥——极限之城”系列中的一张，当时该剧院上演的是杰克·卡森、马里昂·赫顿和罗伯特·阿尔达出演的闹剧《约翰爱玛丽》，该剧的电影版男主角叫罗纳德·里根。
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期间在神学院岭被俘的南方士兵。
在1863年之前，交战双方对抓到的俘虏都采用宣誓释放政策，也就是说只要被俘者宣誓不再参战，就能通过战俘交换获释。但是到了1863年，这套政策的可行性越来越差，因为南方当局拒不接受用一个黑人战俘换一个白人战俘的方案，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双方监狱里的战俘数量急剧增加。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有40多万官兵被俘虏并关进战俘营，每10名在战争中丧生的将士中就有一个死在战俘营，其总数达到5.5万。
北军的黑人中士塞缪尔·史密斯与妻子莫勒、女儿玛丽和玛吉的合影，约摄于1864年。
史密斯在肯塔基州的纳尔逊营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是第119有色人种步兵团的一名士兵。1863年1月1日，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生效后，下辖175个团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成立并参加了南北战争，其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黑人，另有一些印第安人、亚裔和太平洋诸岛原住民士兵，总数达到18万人，占北军总数的约10%。有色人种部队的团级军官几乎都是白人，战争期间该部队的阵亡人数约2700人，另有6.8万人死于疾病——没错，南北战争期间疾病造成的伤亡远远高于枪炮。
第164新兵旅的士兵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排成旅旗图案合影，摄于1917年。
作为一名以宣扬美国爱国主义见长的摄影师，阿瑟·莫尔在他的时代相当有名，尽管他本人出生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莫尔把注意力投向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兵营，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增强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在拍照前，莫尔和他的助手会花费大约一周时间做计划，然后在拍摄地点搭起一座80英尺高的指挥台，他拿着喇叭筒在上面指挥众多士兵和服务人员站成巨大的“人肉标志”。在正式拍摄照片之前，队形的调整通常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让莫尔感到满意。
1918年锡尔堡气球爆炸事件。
俄克拉荷马州的锡尔堡是印第安人的传奇领袖杰罗尼莫的葬身之地，后来建成军营，这座营地里有不少巨大的军事观察气球，里面充满了氢气，平时用缆绳固定在地面上。这样的气球极不安全，比如照片中的这起事故就造成6名士兵身亡，30多人受伤，事故原因是气球之间的相互摩擦产生静电，点燃了里面的氢气。
一列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帝国州际特快列车穿过纽约州锡拉丘兹的华盛顿街，摄于1905年。
帝国州际特快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招牌，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列以50英里以上时速行驶的载客列车，从纽约到奥尔巴尼之间连续143英里不停靠的行驶距离也是全世界最长。从1859年开始，火车就从锡拉丘兹的街头驶过，这座城市也因此被戏称为“街上跑火车的城市”。不过锡拉丘兹的市民并不因此自豪，除了显而易见的安全问题外，他们还因此饱受噪音、烟尘和污染的困扰。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有60多条线路经过华盛顿街，直到1936年修建了高架铁路和伊利大道东的新车站之后，这种困扰才得以改善。最后一列经过锡拉丘兹街头的列车正是帝国州际特快。
1918年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纽约华尔街上的庆祝场面。
这张照片看上去平平无奇，事实上背后的故事却不那么简单。照片拍摄的确切时间是1918年11月7日星期四下午1点52分，那是一战正式结束前足足四天。美国人莫非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原来如此乌龙的提前庆祝源于一条假新闻。当时在法国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司令亨利·威尔逊上将与合众社总裁罗伊·霍华德共进午餐，闲聊中说起一个美国使馆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停战协定已经签署。作为一家大通讯社的总裁，霍华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新闻，为了抢在第一时间把新闻发出去，他绕过了战时繁琐严密的审查体系，甚至伪造了合众社国际新闻编辑的签名。于是这样一篇没有经过求证的新闻发回了纽约，并言之凿凿地说停火时间定在当天下午2点——也就是这张照片拍摄后8分钟。首先注意到这条新闻的是消息灵通的华尔街交易员，下午1点交易结束后，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所有人都开始庆祝。第二天，《纽约时报》就站出来谴责合众社散播假新闻的行为是“最恶劣和最应该谴责的公众欺诈”。直到四天后的11月11日11时，协约国与德国才在法国的贡比涅签署了一战停战协定，就在那一天仍然有近3000人战死疆场，因为这个消息并没有及时传达到各个战场。
1865年7月7日，参与刺杀林肯总统的四名罪犯在华盛顿特区的麦克奈尔堡被处以绞刑。
1865年4月，林肯总统遇刺是颠覆美国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参与者的计划是同时刺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威廉·苏厄德，不过只有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成功得手。布思逃亡中被射杀，但他的其他同犯均被捕受审。林肯遇刺后三个月的7月7日，这个阴谋集团中的刘易斯·鲍威尔、戴维·赫罗尔德、乔治·阿策罗特和玛丽·萨拉特在麦克奈尔堡被处以绞刑。绞刑架是为这次行刑而特制的，苏格兰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拍下了行刑现场。四人中的萨拉特开设的旅馆是这个阴谋集团的主要议事地点，她因此成为被美国政府处以死刑的第一名女性。
1919年，被称为“哈莱姆地狱战士”的第369步兵团战士返回纽约前，佩戴着他们的英勇十字勋章合影。
照片中前排四人全是列兵，从左到右依次为：埃德·威廉斯、赫伯特·泰勒、利昂·弗赖托尔和拉尔夫·霍金斯；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士H·D·普里纳斯、中士丹·斯托姆斯、列兵乔·威廉斯、列兵艾尔弗雷德·汉利和下士T·W·泰勒。美国参加一战时，第一个参战的黑人单位就是第369步兵团，他们在1917年底抵达法国。这些黑人战士在国内受训时就开始遭遇种族歧视，到了欧洲后情况并没有好转，许多美国白人士兵拒绝与第369步兵团并肩作战。直到1918年4月，该团暂归法国指挥，情况才有所好转。第369步兵团以作战勇猛、战斗技能全面著称，为自己赢得了“哈莱姆地狱战士”的美称，1918年该团返回纽约时，在第五大道上列队巡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纽约中央公园被称为“胡佛村”的棚户区，摄于1933年。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后，进入大萧条时代，各地失业率飙升，出现了大量无家可归者。民政部门根本没有办法安置这些没有收入也支付不起房屋租金的人，于是在各地免费发放食物的赈济处周边，开始形成了一个个棚户区，其中不乏聚集1.5万人以上的大型棚户区。这些棚户区被戏称为“胡佛村”，借以嘲讽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他对大萧条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公园的胡佛村原本是个水库，后来把水抽干准备改建成草坪，由于经济低迷工程停工，成了无家可归者的聚居地。1933年工程重新启动时，“胡佛村”已经迁走，但是以纽约豪华的建筑作为背景的贫民窟形象，却成为胡佛政府永远遮掩不掉的丑陋伤疤。
1882年的法国巴黎，工人们在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的作坊里建造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的主意来自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美国废除奴隶制后，他希望送上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像，雕像脚下断裂的铁链正是奴隶重获自由的象征。自由女神像从1877年开始建造，巴托尔迪请来了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协助负责雕像的内部结构。1885年，完工后的雕像被运到美国，次年组装完成。
没有蓄须的林肯照片，摄于1846年，时年他37岁。
在这张照片拍摄后14年，林肯成为第16任美国总统。在法学院学生尼古拉斯·谢泼德拍下这张照片时，林肯的身份是美国众议院议员，不久后他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重操律师生涯。当时林肯还没有蓄须，直到1860年一个11岁的小女孩格雷丝·比德尔给他写信，认为没有蓄须妨碍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才听从建议开始蓄须。
科尼岛月神公园内的游乐设施，约摄于1904年。
1901年，弗雷德里克·汤普森和埃尔默·邓迪在纽约州布法罗的一个博览会上，搭建了一座名为“月球之旅”的游乐设施，结果大获成功，这个游乐设施的主体是一艘有上下扑动的翅膀的“月神号”飞艇。1902年，汤普森和邓迪把“月神号”搬到了科尼岛的障碍赛马公园，后来他们租下了更多的土地，斥资70万美元建起了月神公园，园内的建筑有1000个尖顶，光灯泡就使用了25万个。公园开张那天，6万游客蜂拥而至，每人付10美分的入园费，乘坐游乐设施还要另外花钱。然而好景不长，1907年邓迪去世，次年月神公园遇到了梦幻公园的挑战，后者规模更大，所用的灯泡达到100万个。月神公园的生意江河日下，直至汤普森破产，后来它还运营了好些年，但接手的人始终没能重现当年的辉煌。1944年，月神公园毁于一场火灾。
1942年，一个日裔美国人在加州的曼萨纳敌侨安置中心教孙子学走路。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约12万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家园，扔下家产和生意，到专为他们设立的集中营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约有8万人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摄影师多罗西娅·兰格在洛杉矶东北的曼萨纳集中营拍下了这张照片，该集中营占地500英亩，生活着上万名日裔美国人。像所有这类集中营一样，曼萨纳集中营被视为军事设施，营地内有瞭望塔，周围拉起铁丝网，武装警卫日夜巡视。1945年曼萨纳集中营撤销前，有146人死在其中。纪实摄影师兰格本名多罗西娅·努茨霍恩，父母都是第二代德国移民，她在为美国农业安全局工作时，就拍下过不少大萧条时代的佳作。1941年兰格获得了古根海姆奖，但她为了拍摄日裔美国人的强迁而谢绝了领奖。兰格拍摄的这批照片被美国军方认为会造成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被雪藏了半个多世纪才重见天日。
位于曼哈顿“小意大利”核心地带的桑树街街景，摄于1900年。
桑树街位于曼哈顿“小意大利”的中心地带，从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移民大规模涌入纽约开始，这个民族聚居区就日渐兴盛。到了20世纪初，曼哈顿14区的居民里十个有九个都有意大利背景。桑树街的名称来源于这条街道在蓄水池拐弯处栽种的两排桑树，从这张1900年拍摄的照片中，不难看出这条街道是多么热闹——蔬菜摊、赤脚的孩子、卖鞋子和衣服的商店、装着木桶和麻袋的马车、搬运家具的工人，还有晾晒在街边的毯子和被褥……这就是“小意大利”的日常，也是电影《美国往事》中尽力想要复原的历史片段。
上午11点在街头卖报的报童们聚在一起抽烟，1910年摄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作为一名热心于社会改革的摄影师，刘易斯·海因在拍摄街头报童时发现了不少便利之处。此前海因也拍过在矿山、工厂和作坊里干活的童工，相比之下他拍摄报童时既不必征得雇主的同意，印发照片时也不必担心有人来抗议。因此，海因拍报童时可以用更多时间从容不迫地构思，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被摄主体上。为了营造一种接近感，海因把镜头的高度调整到与那些报童的视线齐平。海因不光给童工拍照，他还会跟他们交谈，记录下他们的个人经历并存档。渐渐地，海因积攒了一个可观的图文档案库，记录了数以千计的童工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他的努力最终改变了许多美国人对童工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并为后来的相关立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43年的太平洋战场，一架道格拉斯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在紧急迫降时一头坠毁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
二战中美国海军使用的无畏式飞机可以乘坐两人，通常作为侦察机和俯冲轰炸机使用，其名称中的SBD就是“侦察”（Scout）、“轰炸”（Bomber）和“道格拉斯”（Douglas）的首字母缩写。无畏式的航程可达1115英里，最高时速255英里，载弹量2250磅，优越的性能使它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珍珠港、太平洋地区直至欧洲，无畏式的身影无处不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飞机生产了近6000架。1942年6月的中途岛之战中，无畏式大显身手，四个无畏式飞行中队向四艘日本航母发起攻击，结果对手全灭。二战结束前，无畏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威力更强的SB2C“地狱俯冲者”取代。
印第安酋长“坐牛”和野牛比尔，摄于1885年。
1885年8月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坐牛”和野牛比尔两人走进威廉·诺特曼开的照相馆，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标注是：“1876年的死敌，1885年的朋友”。彼时野牛比尔正在举办他的“狂野西部秀”，54岁的“坐牛”则是他用120美元签约费外加50美元周薪请来的特邀嘉宾。在这个实质上的马戏团里，“坐牛”的工作是每场演出开始时骑马绕场一周，尽管收入不错，他享受的也是头牌明星的待遇，但四个月后他就厌倦了这种生活，返回了斯坦丁罗克印第安保留地。“坐牛”的落魄与他1876年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他作为拉科塔苏族人的精神领袖，率领族人在小大角战役中全歼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中校率领的第7骑兵团。那场战役后，“坐牛”流亡到加拿大，后来因生活艰难向美国政府投降，被迁到斯坦丁罗克居住。1890年，“坐牛”与前来拘捕他的警察发生枪战，他在战斗时中弹身亡。
旧金山中国城的“赌徒街”，摄于1896年。
乘坐双桅横帆船“鹰”号抵达美国的两男一女，是旧金山的第一批中国移民，从1849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步他们的后尘来到美国，他们中有的是为了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而来，有的则加入了加州的淘金热潮。尽管当时美国对华人的种族歧视甚嚣尘上，也没能挡住中国人赶往“金山”挣钱的脚步，直到1892年《排华法案》出台，此后的10年里任何华人都无法移民美国。旧金山摄影师阿诺德·根特对中国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那里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其中大多数都是街拍。这些照片中充满了中国元素，但也不乏西方元素的掺杂。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中国移民把胡同文化带到了旧金山，身穿黑色短衫的男子满街游走，清朝人著名的辫子也被他们保留了下来。反映早期旧金山中国移民生活的老照片，大都在1906年的大地震中散轶，但根特拍摄这批照片保存在银行金库中，得以流传下来，成为不可多得的史料。
1947年7月，纽约时代广场上的爵士音乐会宣传车。
爵士钢琴家阿特·霍兹出生在乌克兰，但从小就生活在芝加哥，其音乐生涯大部分也是在“风城”度过。尽管霍兹在芝加哥的爵士乐界已经闯下了不小的名头，但他知道更大的成功只有在纽约才能取得。于是1938年霍兹来到纽约，组建了河船爵士乐团，核心成员包括鼓手约瑟夫·马歇尔、小号手亨利·古德温、长号手桑迪·威廉斯和吹奏单簧管和高音萨克斯的塞西尔·斯科特，他们晚上举行演出，白天则坐在一辆马车上四处打广告，为晚上的演出揽客。尽管演出嘉宾中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杰克·蒂加登这样的大牌，霍兹和他的队友们仍然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来保证演出的上座率。拍摄这张照片的威廉·P·戈特利布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摄影则是因兴趣而自学成才，后来报社为了缩减经费砍掉了摄影记者，他就自己拿起了相机。从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间，戈特利布把纽约爵士乐界的头面人物拍了个遍，其中不乏杜克·埃林顿、埃拉·菲茨杰拉德、迪齐·吉莱斯皮和比利·霍利迪等传奇人物的旧影。
1917年，正在纽约联合广场上建造的美国海军“征募号”木质战舰。
为了招募更多水兵，并给他们以必要的训练，美国海军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上建造了一艘完全达到下海航行标准的全木战舰“征募号”。从1917年到1920年之间，这艘战舰成了联合广场的一景，同时也成为售卖自由债券的绝佳宣传品。“征募号”上有一名舰长，配备了无线电、军官舱和水兵舱，还有六门木制火炮，舰上安装的探照灯一到晚上就打开。“征募号”为美国海军招收并训练了超过2.5万名水兵，同时还举办了很多活动，其中包括接待一个印第安人参观团，以及为婴儿举行洗礼。1920年“征募号”退出现役并被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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