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
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Roger Price）在《伟大的鲁伯革命》（The Great Roob Revolution,1970年）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P.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公正》（Facial Justice,1960年）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形外科医生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里，手术刀绝非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的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认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会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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