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在初夏离去

“吴玉永老师去世了。”

打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搜狗拼音出错了五次，删除重打居然花了一分钟。

2019年5月11日的下午15:30，楚阳在沉寂了2个月的314微信群里，默默地发了这8个字，没有想到的是，它们竟沉甸甸地砸在了最近愈发敏感而冰冷的神经上。

不知为何，我的心里会起如此波澜，四年前听到大伯去世的消息时，我只是在宿舍的走廊上嗷嗷大哭了三分钟，而现在这种阴郁的心情已经整整缠绕了半天。或许是上个星期开题的不尽如意，或许是两天前谈到研究生学习缘起时不经意间提起的名字，又或许只是阴雨绵绵天突然放晴给人带来的慌乱和恐惧。

时间的轴承总是湿哒哒，黏糊糊，太阳一照，很多东西都蒸发了，余下一部分凝固在那，或浑浊，或清晰。

大二的课程，新鲜又繁多，听过的都忘了，动了手的总是印象深刻。如果说大学时我还学了些什么，《现代办公技术》算得上一个。OFFICE,PS,会声会影。我还记得在电脑上把那张长满痘痘的脸P得比最好的白玉石还光滑的瞬间，把“课后来吧”三周年的视频做出了乡村大片的那刻，考了三次总算以80分高分拿到“国二”证书的某时，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从吴老师那偷来了真传，这位“自学成才”的美男子在课上的自信和扎实，无疑潜移默化地激励了我百折不挠的潜力。然而，那些自以为是的技能，在残酷年月的挤压下，亦如现在怅然若失的心情，像错乱了的记忆，急切地渴望被解开，被反拨，被梳理。

当学习委员的时候，每天都做着相同的事情，点名，上课，昏昏欲睡。虽说不用每天都跑教务办，但到了大三下学期，每星期也总有那么一次。也许是班上迟到的事，也许是课程调换的事，又也许是成绩单和学籍表的事。这时，我总会站在进门后的另一个门前，等待着忙碌着的吴蜜蜂，有时也走进去，带来同学们的，或我的关于打印成绩单和学籍证明的申请。就连有一次发了条短信，好像也是说的打成绩单的问题，第二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吴老师已经打印好递给我了。如果我还曾对教务办的老师说过溢美之词，那么有一大半都是吴老师的。

两年前我得到了研究生保送的名额，或许是为了赌气，也或许是为了逃避，当然初衷是为了进步，显然最后一点的没做到显示了前两项的确证无疑，我因此而来到了湖南大学学习现当代文学。大四时和我一起保研的几个一开始都在教务办实习，因而她们和教务办老师的关系比后来的我明显感觉亲近很多，虽然我们的轮班并不能看到亲疏的差距，但是从老师们提及的话题和有时可能叫错的名字，我大概能够知晓。因而，我与吴老师并不算亲近，也没有交谈过几句话，他也可能早已不记得我，但有时某个特定场合说的某句话总能使某个不算陌生的人长久地印在脑海里，还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下午三时零一分，我在微信上搜索“吴玉永”，点开头像，是一家子古香古色的合照。在桃花壁纸的背景下，师母抱着小女儿，大女儿拿着一把素色团扇，头刚好靠在身着绿袍的吴老师的左侧胸膛，那是心脏跳动的地方。而最近的一条朋友圈停留在2019年的4月16日，那是一则为17级马同学募捐治疗癌症的筹款信息。而他的QQ还显示着4G在线。

我在教务办的工作持续到了初夏，这时天已转暖，基本每天下午接近下课的时候，教务办的老师们总爱在隔壁的房间里打兵乓球，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看风吹起的窗帘，和窗台上刘老师用水养着的一株株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绿植。偶尔有学生来办公室找吴老师，我便胆战心惊地跑到隔壁叫一声，然后他便汗津津地跑过来，一顿雷厉风行，好像总有用不完的热情和干劲。

“你是保送到H大吗？”

“嗯”。

“那去H大倒不如留在S大”

“……”

“H大也挺好的咯！”

有一个人，在初夏离去，在天堂那么高的地方，应该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有一位身着绿袍的公子在桃花林中穿行，步履轻盈，面色红润，翩翩如玉。在等待桃子成熟的过程中，耐不住手痒，摆上一桌球局，天堂高手如云。

谨以此文怀念吴玉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