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在《我的自传》中说些什么？——叶利钦笔下的“专制体制”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描述道：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

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这一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也正像前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

叶利钦在《我的自传》中说些什么？——叶利钦笔下的“专制体制”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传》中说些什么？——叶利钦笔下的“专制体制”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我的自传》中说些什么？——叶利钦笔下的“专制体制”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国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有力证据。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叶利钦在《我的自传》中说些什么？——叶利钦笔下的“专制体制”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遵守，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全面腐败变质的道路。

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同没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体制没向巴黎公社式民主化方向转变，反而形成高度集权的特权官僚制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他们被欺骗感和失望感。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监督而走向腐败。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ＧＤＰ1／3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80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统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么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异常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也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