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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章旨】：本章是孔子告诉季氏在上位的人应该上庄则下敬，上孝则下忠，乃以身作则之政术也。
【注释】：季康子：鲁国大夫，姓季孙，名肥，季孙肥，他的谥号是康。所以称季康子。以劝：以，连词，义同、慎重。孝慈：孝顺父母，慈爱众人。
【语译】：季康子问孔子：使人民敬仰尊长，又能尽忠，并使大家相互规劝向善，要怎样做才能办得到呢？孔子说：对待人民的态度要端重庄严，人民自然就会敬仰；本身能做到孝亲而爱众，人民自然能尽忠；举用善良的人，而教导不善的人，人民自然就会相互劝勉了。
【释义】：
这段话是季康子问孔子。鲁国三家专权中的一家就是季孙氏家，季孙氏家的当家的就是季康子。可见他本人是一个失礼失道之人。大学讲，“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命不是不变的，一直好命或者一直恶缘。关键在于是否有道，符合道就能得到，无道就会失去。这是规律，这是因果。季孙氏来问如何让民敬、忠与劝勉为善，说明他内心对这个问题是有惑的。他不知道如何能让民敬、忠、彼此相劝为善。而事实上，若真正明白因果，就会知道，一切都要回到自己身上。要让民敬、忠、劝，那么自己就要做到敬、忠、劝。不光是这个问题，所有问题，凡是要求他人的首先自己必须先做到。这也便是《大学》讲的“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君子只有先要求自己有善行，才能要求别人做善事。如果自己不能内省改正自己的恶行，就不能去纠正别人的恶行。
国学是修身的文化，修身也即是内求的文化，背后是因果的规律。深刻的明白这一点后，我们也可以尝试不看孔子的答案，自己先来回答下季康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的，因为人人内在本自具足，只要返回到自己清静无染的本性。
[if !supportLists]第一，[endif]如何使民敬？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尊敬有礼，不逾矩。民对上要尊敬有礼，而且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恭敬，诚敬。如何才能这样，一定是在上的人身上有这样的威信和厚重，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的各种随便、放纵，肃穆庄严，一言九鼎，志存高远，勇于担当。总之他的身上由内而外的就有那种让人去恭敬的气场、德行。这便是孔子说的要”临之以庄”。临是面对，就是在百姓面前庄严肃穆，当然这绝对不能是装的，装也是装不久的。而是体现在每个当下，衣装仪态，一言一行，大事小事，无处不庄重诚敬，进退有度，作事可法。那么百姓见到了自然能心生敬意，并效法。
其实在职场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种能“临之以庄”的典范，一些特别有职业素养的高层人士，在商务活动的现场，从见面的那一刻直至离开，所有细节都展现出一种落落大方，有礼有节，仪表端庄，令人莫名的产生很多的信任感和敬畏感。就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然后看看自己，如果穿的很邋遢，行为很随意，马上就会产生一种羞愧感，不用说啥，就想赶紧去换套衣服，然后扫描一下自己所有的行为，赶紧纠正，二郎腿放下来，身体坐坐正，衣服穿穿好。
这些年我和我的老师在一起，经常会心生惭愧。他总是一种文质彬彬，有礼有节的君子形象，吃饭、坐立、与人交谈，都是那样的从容不迫，端庄肃穆。而我则有些过于随意或者过于紧张。记得有一次，老师在接待一个访客，我在边上泡茶，搞得叮铃哐啷，老师偷偷的写了一张纸条给我，上面写着，茶礼的最高境界是无声。我顿时脸都红了。这个背后还是心不静，也不敬啊。
所以，如何让别人敬，自己先做到敬，“临之以庄”背后是一颗庄重的心，去掉心浮气躁，去掉随性放逸，去掉傲慢懈怠，去掉无所谓.......
第二：如何使民忠？忠就是忠诚不二，尽心尽力为国为君。如何让百姓、臣子愿意尽心尽力，忠诚不二的对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当然就是国君自己也要尽心尽力的对待百姓啊。尽心尽力对待百姓，把百姓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那就是一颗父母之心，一颗慈爱之心，以慈待民，那么民自然也从一而终，追随爱戴，舍命相报。同时教民以孝，化掉过度的欲望、贪嗔，邪佞，培养出孝悌为根本的淳厚的民风。为什么？孝经讲，“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 事奉父亲的那种敬其实和事奉君上的敬是一样的，因此若用对父亲的那种孝去事奉君上，就是忠。我们对父母是不是从一而终的，无论中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只要人性中本有的这个孝不失去，我们都会永远的认我们的父母，不会去认别的父母吧，并且对父母敬爱，尊重，感恩。所以，当内在心性中的这种孝被很好的教化出来，并存养好，那么这个孝的性德就会移到君那边。《大学》讲，“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一个有孝慈的君王，会为民作主，治国安邦，让民在他的国土里面安居乐业，就像民的父母一样，那么自然这种孝就移到君那边了。这也便是《孝经》中讲的，“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试想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内心只有自己，自私放纵，傲慢无礼，那怎么会对比自己父母更疏远的领导（君）忠顺呢。
这一点其实我们现代心理学中也有很直白的话，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式决定着与外界的关系模式。为什么，内在的心性状态是一贯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内在的心性、习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从小就脾气大，长大也脾气大。从小就特别贪吃，长大也会比较贪吃，从小对人没礼貌，对父母不尊敬，长大对别人也会没有礼貌，不尊重。所以，人要被教化。而最好的教化就是孝悌的教育，因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人性中最自然，最具足，最容易被唤醒的。“父子之道，天性也”。而“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所以，如何让民忠，教之以孝，待之以慈。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这是天理。而如何教孝，君自己先孝。孟子说：“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也。”
第三：如何使民劝。劝在这边的意思是相劝为善。大家如何能互相劝勉去修善？还是用因果的规律去推。要让民善，那么君首先要善，同时还能推行一种善的文化，善的风气，整个环境都被善的文化主导，自然大家就相互劝勉要修善了。不善都不好意思。怎么做呢？就是孔子说的，“举善而教不能”。这个跟“举直错诸枉”的意思很接近。用心把善人善行举荐出来，并加以倡导，那么就能教导和影响这些还不善不好的人去效法，学习，改变。当然“教不能”除了举善，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教育学习，让其明理而善。
《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会有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到了商朝，称为“序”，到周成为“庠”。“序”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这便是孟子讲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明五伦大义，即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君臣有义（君人臣敬），夫妇有别（夫义妇顺）、长幼有序（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朋诚友信），此人之大伦也。
而到了西周分国学与乡学，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西汉开始出现官学和私学的概念。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官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尤其汉武帝时期，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儒学思想，正式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设立五经博士，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大大提高儒学的地位。同时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学在民间开始处于独尊的地位。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学除了太学和国子监，还有各种专科学校，如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等等，此外还有贵族学校，地方官学等。
而与官学相对的是私学，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以及弟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古文经学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
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而其中最著名的四大书院即是岳麓（今湖南长沙岳麓山）书院、白鹿洞（今江西庐山）书院、嵩阳（今河南登封）书院、应天（今河南商丘）书院。如岳麓书院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哪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而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而应天书院得宋真宗赐名，宋仁宗将其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并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所摘录的一些概述，从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自古以来人们对教育的重视，也能更深刻的去体会孔子说的举善而教不能，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背后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建设与付出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建国君民，教育为先”。
因此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们可以回答了，如何“使民敬、忠以劝”？“临之以庄“、“教之以孝，待之以慈”、“举善而教不能”。那如何“临之以庄“、“教之以孝，待之以慈”、“举善而教不能”，全在自己，即修身为本。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基础。自己修好，天下就好了。这也便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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