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真实的人类不是“经济人”，不会时时刻刻像个机器一样去精确计算利弊、选择“最优方案”。实际情况是，人类的决策系统是有缺陷的，我们常常会被经验、直觉、冲动、惯性所引导，从而做出不那么理性、甚至是不利于自己的决定。所谓助推，就是政策制定者利用人类的认知缺陷，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在香烟盒上用图形化警示的办法，来让人们少抽烟；再比如，通过改变自助餐厅的菜品陈列方式，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等等。
一般来说，金钱激励比直接命令的效果要好，对人们行为的改变立竿见影；但是，金钱激励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挤出效应”，用外在动机挤掉了内在动机。
行为经济学家认为，既然人类的决策系统有缺陷，那么，政策制定者根本没必要与这些缺陷做无谓的斗争，而应该换一种思路，巧妙地利用人类决策系统的缺陷，引导和推动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助推”。
助推政策在广受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舆论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助推政策的用意也许是好的，是为了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但是，助推方法实际上是在暗中操纵人们的行为，这既是对公众的不尊重，也伤害了他们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有个叫沃尔德伦的哲学家说：“我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个更好的选择者，而不是有人利用我当下的无知和可怜的直觉来牟利，即使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丹尼尔·卡尼曼的那本《思考：快与慢》。我们知道，卡尼曼在那本书里，把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两类：系统1，也叫做快系统，这是依赖直觉的、无意识的思考系统；系统2，也叫做慢系统，这是需要投入注意力、去有意识思考的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快系统常常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快系统的直觉思考模式也存在缺陷，会导致各种认知偏误。
桑斯坦的研究结果是，在不刻意区分教育型和非教育型助推的情况下，人们对两种方式的偏好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如果非要人们从两种方式中二选一，那么人们会更倾向于教育型助推；但是，如果有明确证据显示，非教育型助推的效率更高，人们也同样支持非教育型助推。
桑斯坦想表明，教育型助推鼓励人们积极做出选择，在大多数时候确实是增加了人们的自主性；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时间精力不够、缺乏相关知识、面对情感困境等，选择反而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时候，人们不愿意做出选择，甚至愿意花钱去让别人为自己选择，比如雇佣各种经纪人。
教育型助推要求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这等于是剥夺了人们不选择的自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家长制政策吗？相反，非教育型助推是自动运行的，它能够很好地尊重人们不选择的自由。
而且，正如桑斯坦所说，“人们想要保留自己的认知资源，他们珍视思想的宁静。生活中最珍贵的礼物很简单，那就是时间。”非教育型助推给人们节省了最宝贵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关注那些他们认为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增加了人们的自主性。
政策制定者想要改变公众的行为，有三种方式：直接命令、金钱激励和助推。直接命令的执法成本很高，有时候适得其反，而金钱激励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的副作用。相比起来，助推政策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但是批评者认为，助推政策虽然提升了公众福利，但它是通过利用人们的认知缺陷、在暗中操纵人们的行为来实现的，这损害了人们的自主性和内在动因。
对此，桑斯坦有两点回应。第一，助推政策实际上分两种，非教育型助推确实是利用了快系统的缺陷，但教育型助推并不是，它是针对慢系统来提升人们的认知能力的，这两种助推方式在实践当中都有广泛运用。第二，即使是非教育型助推，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自主性，因为它尊重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做选择的自由，还为人们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桑斯坦推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会有更多个性化的默认规则出现，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默认规则的助推世界。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一项技能，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主动选择，什么时候该依赖默认规则来“助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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