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反向操作的“设定”之书：已经在现实中看到了某种“结果”，倒回去追问原因是什么呢？
这种追问往往并不“科学”，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成因都非常复杂，很难找到那第一只鸡或者第一只蛋。但这个思想游戏的过程非常有趣。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那为什么秦国能做到，而其他诸侯国则不能？关于这个问题，你一定听过很多答案。
有从人物出发的，比如归因于商鞅，秦始皇；有从制度出发的，比如归因于秦国的变法；也有从地理条件出发的，比如归因于关于和蜀地的独特区位优势。
不过在张笑宇的《技术与文明》里面，一个“弩机猜想”，很开脑洞。
当“弩机”这种军事技术在意国内大范围普及时，它会给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一种战略优势，那便是用技术的力量，将原先无法有效动员的平民百姓，充分动员起来。（在特定作战环境中）变成可以驱策的部队，以适应帝战国时代的大规模冲突。
而统治者可以这样做，又是以能够彻底变革封建时代的治理结构，摆脱“小圈子”和“血缘家族”的桎梏，建立一种“科层化”的现代管理体系为前提条件的。
——张笑宇：《技术与文明》
弓、弩常常被并称。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弓和弩对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拉弓是非常需要体力的古代军队，评价一个人的武力往往就是看他能拉开多少石的弓。当然，只是拉开工还不够做过平板支撑的人，都知道拉开，停住，等待发射的时机都是非常需要力气的。所以如果弓箭是一支军队的主要远程武器，那么能去当兵的人就很少，而且能去的人也得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上战场。
而弩呢？它有一个扳机，可以先用腿部或腰部的力量上弦，力气小的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也可以先上好弦，等上了战场再用。关于弩的学习，有一个说法叫“朝学而暮成”。普遍用到弩的结果是可以动员大量平民上战场了。
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当弓箭是战场上的主要武器时，只有少数的精英贵族集团能把持武力。而到了弩的时代，国君就可以绕过原来的武装集团，贵族集团，直接向最普通的民众征兵了。
平民上了战场，为了保持士气和战斗力，就要对他们进行激励。一个人立了战功，国家就要给他从金钱的荣誉的全面奖赏。当时赢得战争是一个国家的最高任务，只要是有利于战争的制度安排，都会被快速推行。既然要大规模使用弩，就必须大规模动员平民；既然要大规模动员平民，就必须从制度上摧毁贵族制。于是商鞅变法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在秦国推行开来，和秦国要大规模使用弩有很大关系。
更早的时候也有人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火枪对于西方近代史的影响。
火枪刚出现的时候，技术并不成熟：装弹慢，火绳容易受潮，杀伤力还不行。而当时普遍使用的长弓优势则很明显。射程远，力度强，性能更稳定。但为什么欧洲军队最后还是普遍配备了火枪呢？
道理是一样的：火枪使用起来太简单，太便捷了。训练一个弓箭手可能要几年乃至十几年，但训练一个火枪手只需要几个星期。这使得当时欧洲各国政府有条件在短时期内把平民组织训练为一支可以作战的军队。而大规模动员平民，又会触发其他制度变革。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就说过：“从15世纪到16世纪，对一个国家的胜败而言，是否具有动员和部署大规模军队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也是税收体系越来越现代化的最强大动力。”
从历史意义来说，火药时代敲响了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的丧钟。
如果说匈奴人给欧洲带来了马镫导致了骑士制度的诞生，那么蒙古人给欧洲带来的火药却是骑士制度走向消亡。就连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承认，枪炮的发明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处于平等的地位。
封建骑士虽然穿着精致闪亮的盔甲，却无法抵挡平民一颗滑膛枪的铅弹。
——杜君立：《历史的细节（卷四）：火药、枪炮与革命》
那么问题来了，弩、火枪真的是这段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吗？ 别忘了本章的主题：“设定”。它仅仅是一套思考的设定，帮我们在一丛丛纷乱的历史元素中看到一根可能存在的因果链条学术洞察的魅力就在这里。
比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提出了一个设定：和天主教相比，新教的伦理让人更愿意勤奋工作，努力赚钱，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个设定太有名了，以至于到今天还不断有人引用。
这个设定“正确”吗？
其实，西方主流历史学家一直对此存疑。放眼全世界，也不乏一些反驳的证据：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经济崛起，和新教伦理肯定没有什么关系。爱尔兰这些年也发展的很好，那可是地地道道的天主教国家。
那么，是韦伯“错”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在韦伯那个年代，“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他的学术研究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
但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极高明的洞察。他第一次把思想观念和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已大大拓宽了人类的认知边界。
世界每增加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设定”，都是人类认知能力的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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