囫囵吞枣

——读《中国哲学史·下》

      十天前我对自己说，连滚带爬，我终于读完了《中国哲学史·上》，又历时一周多，我终于读完了《中国哲学史·下》，这次比上次更惨，上次是“连滚带爬”，这次是“八方碰壁”，索性就来个“囫囵吞枣”。看一行，跳十行，略一页，翻十页。

        尽管如此，有些地方还是有点依稀模糊的印象或者说是似懂非懂，所以及时记下来，以安慰自己这本书曾读过。

        在这本书里，先生主要向我们梳理了“经学时代”各家的发展，大致说来，汉朝董仲舒后便是阴阳家登台；两汉之际又是谶纬及象数之学；南北朝时则玄学登台；之后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土，隋唐时期，佛学昌盛；之后便是以韩愈、周濂溪（周敦颐）、邵康节为代表的道学上演；之后便是程朱陆王（程氏兄弟：程明道与程伊川、朱：朱熹、陆：陆象山、王：王阳明）；最后是清代道学的继续。

        第一章，冯先生解释了近代人在思想建树方面，很多都是继承先秦诸子而没有太多新思想的原因。其一，“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 其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对此，我的理解是：人的思想受物质条件、思想环境的影响，在秦汉大统一之后，政治、经济相对稳定。虽然后面屡有朝代更迭，但都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统一”的面貌。人们也没有再经历春秋战国时那种连年战乱的局面，因此人们在思想上大多保守；其二，以前先人的思想已经非常博大，有很多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启发意义，这也导致在后来的人们难以再将其超越。同时，我还觉得在魏晋和民国这两个时期，从理论上，对知识分子而言，应该是较为有力的思想大解放时期。

      先生还提到“上古子学时代的思想，以横的发展比较显著；中古近代之思想，以纵的发展比较显著。”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子学时代，孔、墨、孟、荀等知识分子相继争鸣，时间上不过就是出现在春秋战国那几百年间，此为“横”；而经学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继承、发扬，有的跨越好几个朝代，比如宋儒、明儒；而在时间上，短则几百年，有些甚至长达千年，因此称为“纵”。

        最后。先生提到中西文化差异时，先生说“此亦非由于中国人之格外不长进，实则人之思想行为之改变，多为适应环境之需要......旧瓶不能容，于是旧瓶破而新瓶代兴。”我想，这就足以解释为何近代以来，我们没有再出现过民国时期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也再也没有百家争鸣的知识分子群集的现象。因为大多都顺应当时的时势去了，除非再等到下一个“环境之大变时期”，当“旧思想不足以应时势时，极多、极新的新思想自然就出来了。我想，这也正如胡先生所说，思潮影响时势，而时势也影响思潮，思潮复又作用于时势，这和时势造英雄，英雄作用于时势时一个道理。

        在谈到南北朝之玄学时，先生专门提到阮籍、嵇康、刘伶三人，这让我一并联想到竹林七贤（另外四人是：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同时还有三国曹氏父子时期的建安七子（又称邺中七子：应瑒、王璨、刘祯、阮禹、徐干、陈琳、孔融）。同时，也在想等这套书结束之后，自己需要好好补一补这期间的历史，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读到《杨朱篇》的放情肆志之人生观的时候，我似乎读到了身边人，我看到了以救为代表的一群人，整日只顾享受眼前，而对未来，从未做过任何行动，同时，曾几何时，我也曾安慰自己“鹪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何尝又不是胡适先生说的“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呢？幸好，我们夫妻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的，我家先生居安思危，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危机感的。

    在读到南北朝之佛学时，作者在分析后说“可见当时人对此问题之注意。”我理解的是当时的人对佛学自上而下非常地关注，从皇帝到臣子（“大梁黄帝敕答臣下灭神论......”），甚至到普通百姓。而作者的看法则一直是非常客观的，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上一句：“大梁黄帝敕答臣下灭神论，亦......难范缜神灭义”，我的观点很主观，都是从自己内在的经验出发，而周围生活中，这样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看这套书，明显感觉自己太过依赖经验，看问题太过主观。同时，在今天写到这时，又想起胡先生说的，每一个撰写中国哲学史的人，万不能掺杂一丝毫的个人观点，需以客观史料为佐证，所以，其实我与作者在某些方面观点的不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立场的不同。冯先生是一个撰写中国哲学史的作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尊重史料，不能有丝毫的主观情绪。而我，只是作为一名读者，在走进了解中国哲学史的同时，也在丰富自己的学识，因此，这样的“不同”也是情有可原的。

    在读这本书时，我才知道，原来韩愈、周敦颐也都是哲学家，因为之前只是在课本中读过他们的《马说》和《爱莲说》，没想到这样的两位竟在哲学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读到法家起源时，很多地方都提到《管子》一书，我还在旁边批注说想要买《管仲传》来细读，但是在读到胡先生的《哲学的盛宴》时，我才知道，原来《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著，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明显的错误，比如管子说毛嫱、西施等，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在同一时代，时间上相差几百年。所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之后读《史记》时，可以更加留意一下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