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九三：加入还是面对

《传习录》九三：加入还是面对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不得不说，这段对话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本所在。它解决了圣学传承过程中的种种疑问，让人豁然开朗。

程颐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可谓是对“圣学”的精准概括。问题是，文字从来都是作弄人的。它在帮助读者理解作者思想的同时，也在以自身特有的时空演化局限误导着读者。不客气地讲，文字既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信使，更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屏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道出了“仁者”的本质。同时又将“仁者”摆在了“天地万物”的对面。与《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立为叁”的精神有违。

问题是“仁者”到底本身就是天地万物，还是站在天地万物的对立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圣贤敢于直面和回答。

墨家“兼爱”，完全不在这个档次和级别上。在立场问题上，显然是爱憎分明的。“兼爱”很显然是站在“天地万物”的对面，另有一份心意在，求一个对天地万物、天下众生的兼相爱。

客观来讲，孔子当年何尝没有这样的情怀和理想？他周游列国，不断宣扬自己“克己复礼”的仁者思想，不就是站在天地万物的对立面上，求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吗？问题是，即便圣明如孔子，也无法左右天地万物的自然运行——最终留下“皇皇如丧家之犬”的历史考语。

从“仁者爱人”，到“克己复礼为仁”，再到一千多年后程颐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圣人的追随者们逐渐认识到一条真理——无法战胜它时不如加入它。如果，站在天地万物的对立面上颐指气使是一种奢望的话，将自己化作天地万物的一分子，与之同呼吸、共命运，游刃于其间，不也是“赞天地之化育”吗？不正是在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理想吗？“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不也在不经意间遂愿了吗？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墨家“兼爱”的来龙去脉。

墨子是宋国大夫，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将自己摆在天地万物的对面，以悲天悯人的姿态，对当时天下以众欺寡、恃强凌弱的问题说不，号召追随者主张“兼爱”立场。从立场上来看，墨家将自己视为公义、公理的代言人，将自己超然于天地万物之外。

不得不说，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墨家的“兼爱”有其特定时代的进步意义。问题是“问题真的能被彻底解决吗”？显然，值得推敲。墨子之后两千年，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的那点智商，解决天地万物的问题，总是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墨家“兼爱”在解决以众欺寡、恃强凌弱问题的时候，压根没有意识到正在制造着“颐气指使”“轻死任侠”的新问题。

有人概括墨家衰落的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后继无人。

王阳明评价墨家的“兼爱”、“无差等”，全然没有一个渐次的、生生不息的意味。漠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实就是将自家父子兄弟同路人一般看待，从此便没有了“发端处”。没有“发端处”，不能生生不息，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后继无人”的结果呢？

天地万物就在那里，加入还是面对，来去自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者。

孟子评价孔子离开齐国与离开鲁国时的不同表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彼时的孔子，是站在齐国和鲁国的对立面吗？显然不是，他让自己身处其间，顺势而为。全然没有改天换命、逆天而行的意味，更没有墨家悲天悯人、颐指气使的意味。而是“用行舍藏”，与天地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被孟子誉为“圣之时者也”。

认真想一想，孔子哪里是什么“圣之时者”也，他分明就是天地自然的一分子，在其间绵绵用力，不断恰到好处地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而已。

加入还是面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