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大婶跌倒，12岁小女孩主动过去扶起，然而，大婶反过来诬陷小女孩，吓唬她不赔钱不能离开。71岁的老伯莫景民正在店铺里喝茶，亲眼目睹事情经过，他愤愤不平，立即跑过去，大声地对大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自己跌倒，根本与小女孩无关。”接着，对小女孩说：“不用担心，你先回家，万事有我在。”最后又有热心群众站出来作证，大婶才没有得逞。（财经网11月6日）
大婶跌倒，小女孩主动过去扶起，这本是感人的一幕，但这位小女孩不但没有得到感谢，反而遭到了诬陷，如果不是71岁的老伯莫景民及时出来作证，小女孩不知还会遭受多少刁难。小女孩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但真切感受到这种委屈的人，并不仅仅是这位小女孩，而是还有很多想做好事的潜在好心人，这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与社会伦理极不相符。因为，当做好事成为一种心理负担时，只能说明恩将仇报者的心理压力反而为零。
在文明社会中，做好事的人虽然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但是，社会却必将会以伦理的力量使他们感受到身心的愉快，如果没有了这种身心的愉快，做好事的人就会失去社会伦理的依托。而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会产生一种失去平衡的坠落感，这当然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结果，但这却是一种一再出现的社会现象，从过往的新闻中可以看出，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种恩将仇报的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目前来说，法律还不足以保证好心人不被冤枉，因为从法律上讲，任何事情都要有个证据，但是，在做好事的那一刻，谁又能想到先给自己留个证据呢。就拿这位小女孩来说，她马上过去扶起那个大婶，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留证据的事。然而，就是因为小女孩没想到用手机拍个照或录个音，所以她被诬陷了，对于这位小女孩来说，是受到了有悖于社会伦理的伤害，这当然不应当是社会的常态结果。
因此，对于做好事可能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的不和谐现象，在目前来说，依靠法律一一解决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采证过程非常艰难，这会使做好事的人付出巨大的精神成本，让人望而却步，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安装了摄像头，这是客观现实。这似乎让人很悲观，社会应有的伦理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吗？然而，不必悲观。这位71岁的老伯莫景民及时出来作证，就是一种最好的答案。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社会良知的存在，这种良知是社会伦理的支柱，有了这样的支柱，社会伦理才会屹立不倒，但是，这仅仅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恩将仇报者，无论他们的年龄有多大，社会都应当给予他们必须的强力谴责，因为，在社会伦理方面，存在着强力谴责，才会存在必要的扬弃，并且，这应当成为社伦理存在的恒定依据。
因此，就这件事或诸如此类的事来说，全社会都应当给予这位大婶必要的心理压力，这是一种治病救人，也是对文明社会的必要修复，不能总让好心人做好事成为一种心理负担。而应当让恩将仇报的人产生心理压力，否则，文明社会的伦理道理就可能会受到无休止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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