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来薰阁之主陈济川

众说来薰阁之主陈济川（之一）

张范津

提起这样一个话题，实出偶然。

一日在和晓明贤弟闲谈中说起了琉璃厂中的来薰阁之主、北京中国书店创始时的常务经理陈济川，始知他不仅是南宫人，而且还是其母亲的亲姑父。闻之异常兴奋，因为我自诩是一个有读书情结的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多次去那里购书，何况这个书店还与南宫有关联，南宫乡贤参与了创建？所以顿生一探究竟之意。

自康熙末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琉璃厂始终是北京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区域和文化经营区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传统文化的集散地。而来薰阁，作为这里一爿历经二百年岁月苍桑的古旧书书店，在书肆林立的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乃至北京市堪称第一，而身为来薰阁之主的陈济川，则以其超群的商业智慧，精湛的业务能力，勇敢的创新气魄，完善的人格魅力，演绎了出了一段让后人高山仰止的动人篇章，化作了一个时代的“书林”背影。

对于一座山的理解，需要通过徒步来实现。而对于一座“书林”巨峰的感知，又岂能闭门自守？

2024年2月24日，正值元宵节，趁此良辰吉日，我从邢台乘高铁赴北京，下车后直奔琉璃厂东街的中国书店。向店员打听陈济川、打听来薰阁，竟一问三不知。后来多亏一位年轻女店员的主动相告，才算找到了位于琉璃厂西街的来薰阁店。

进店询问，得到的依然是很肯定的回答——“不认识”，倒是一店员若有所思地告诉我“二楼才是真正的来薰阁业务，要不您问问他们？”

上二楼那“真正”的来薰阁店打听，工作人员回答的同样斩钉截铁“不知道”。当听说我是南宫人、是陈济川先生的老乡时，另一位插话说“抱歉，我们真的不知道。倒是有人来打听过，说他们是陈济川的亲戚什么的，不过我们也没有他们留联系方式。”此情此景让我怅然，甚至……

真没想到陈济川竟被遗忘得如此彻底，在他为之奉献了一生心血的地方，工作人员居然不知其为何人。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这里毕竟不是私企，人家对创业者、创始人怎么就该应知应熟呢？譬如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有多少人会知道建国初期他们的县长、乡长、村长呢？

不过，这反倒更激发了我对陈济川这位乡贤刨根问底的兴趣。

“陈济川是个富家子弟，但没有坐享其成”

——南宫的乡亲如是说

陈济川（照片来自陈济川外甥女张春明 家）

2024年3月2日、3日在晓明贤弟陪同下，去了陈济川家乡和他外甥女居住地衡水市冀州区探访。

陈济川（1912-1968年）名杭，济川乃陈杭的表字，以表字行世。他是南宫市大屯乡栗家庄人，祖籍乃栗家庄村北现衡水市冀州区田村，尽管两村属两市两县，但相距很近，不过十几华里。

据陈济川侄媳袁爱萍、外甥女张春明及栗家庄村人介绍，陈济川的祖父，曾在南宫县为官，具体何职说不清，也无法查证。但从他去世时抬棺者多人多杠，各种纸扎、绮罗伞扇一应俱全，那排场、热闹的葬礼安排，足见当年陈家是一个非富即贵的人家。这是村里人及其亲属谈及最多的事。

陈济川的父亲陈连池兄弟四人，位为仲子，只有他在家务农。而其伯父及两个叔父三人均各自在外经营不同产业。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其四叔陈连彬当年即在北京琉璃厂经营来薰阁，做古旧书生意，店名曰“来薰阁琴书处”。

陈济川的父亲尽管在家务农，但绝非两三亩地一头牛的主户，那叫居家守业，可谓田连阡陌，仅在栗家庄周边就有耕地300多亩，并雇有长工短工。

作为大户人家的标志再就是房产了，不算陈家在外地的宅院，仅栗家庄就有多处。据说陈济川爷爷住的是一处多进院，在通往二进院的圈门上刻有“印玺传家宝，文武保太平”八个砖雕大字。

由此可见，陈家可谓家趁人值，家大业大。陈济川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可谓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

正如乡亲们所说，“陈济川尽管是个富家子弟，但没有坐享其成”，因为坐享其成不是奉行农商并举、耕读传家理念的陈家的传承，也不符合陈济川的性格。陈济川聪慧好学，记忆力颇佳，塾师所留课业，很快即能完成，背诵应对自如，常受先生褒奖。上完私塾，不安于现状的他，便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文奎堂古旧书店当了学徒，开启了他贩书、鉴书的人生。此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夜1918年，他年仅16岁。

“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中华书局《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民国书林一瞥（长泽规矩也文）》），是当年业界公认的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

陈济川天资聪颖，善于观察，善于钻研，善于学习，他倾听来店文人藏家们的“评”，细看店里师傅们的“做”，思索书友读者们的“购”，默记书名作者，版本特征，价位筹算等知识。三年学徒期未满，就熟知了古旧书收售的业务常识，诸如学术传承，书目源流，版本断代，刻写优劣等等，并且领悟了琉璃厂古旧书业经营者待人接物的优良风尚，出师当了伙计。

回顾贩书、鉴书的经历，陈济川曾经对徒弟们说:“我们这点知识都是从读者、专家那里学来的。经常听人家讲讲,自己再虚心体会,再加上日常的买卖实践经验,经得多,见得广,知识面扩大,对书也就懂了”（上海书店编印《古旧书讯（1983年第6期）·抗战期间上海古书业简述（韩振刚文）》）。

6年后，业已学成的陈济川被叔叔召回，来到了自家的来熏阁琴书店。

《江淮雁斋读书志·从“来薰阁”到“通学斋”》：“他还抓住当时古旧书货源充足、交易活跃的发展机遇，把来薰阁打造成为了中国旧书业的一块金招牌。”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先生如是说

来薰阁脱胎于“来薰阁琴室”，是陈济川家族经营的一爿老店。据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孙殿起先生记述:“来薰阁字号,在咸丰间有之,为陈质卿之祖伯叔开设,收售古琴。至光绪二十余年,租与他人,至民国元年,经质卿收回,故其匾额曰琴书处者,盖不忘旧也。”（上海书店出版社，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琉璃厂书肆三记》）由此可知，来薰阁起初并不经营古旧书籍，而以收售古琴为业。还有资料记载，“来薰阁琴室”当年曾收售过一张名曰“飞泉”的唐代古琴，此琴堪称全国古琴界公认的“重器”，几经辗转，后由中国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的弟子程子容捐赠故宫博物院，终成国家的珍藏。

对于来薰阁，还有一则值得存记的往事，那就是与新河老乡张樾丞的关系。

张樾丞乃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十四岁时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1899年十八岁正式出师，其开业治印之处即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他曾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徐世昌、段祺瑞、朱启矜、陆征祥、唐绍仪、黄郛、吴佩孚、曹汝霖等人治印，也为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刻过印，首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出自他手。

此乃陈氏祖业来薰阁的往事。而到陈济川叔父陈连彬（字质卿）接手经营时，他于民国元年（1912年）筹得资金，便将租于他人的来薰阁琴室收回自营，后改营古旧书籍的收售生意，店名则改为“来薰阁琴书处”。改营后的书店，门面一间、三四个伙计，但生意仍是不温不火，仅能维持而已，远不如侄子学徒的文奎堂。陈连彬甚觉独木难支，遂于1925年把侄子陈济川召回，帮助其管理经营。

决策的正确是最大的胜算，选对一个人，能成一方事。陈连彬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其一生中最正确的决策之一。此决策除为来薰阁引来一个勇猛上阵的“父子兵”外，更引来了一位使来薰阁通往辉煌的创造者。

济川驾到，满盘皆活。经过一年多的试炼观察，叔父陈连彬认定侄子是把经营古旧书籍的好手，于是决定把来薰阁全部交由其管理，自已则做起了逍遥寓公。

古旧书书店，和现在的书店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绝不仅仅是帮顾客从书架上拿拿书，打打包、算算账这么简单。“贩书事虽微细，但亦非如他项商业，将所售物品预备整齐，以供出售，即谓毕其事……例如供应一书，书中内容，需要明了，书之版本优劣，亦须清楚”（《琉璃厂小志·贩书传薪记》）因此，其从业人员不仅要有商业头脑，有古旧书刊收售的经验，知道古书的收藏情况,了解搜集渠道，有动手修复古书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有比较深厚的文史修养、学术素养，面对浩瀚而深奥的古籍，要能辨别其版本真伪、存世价值。正如清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所言“老贾善于贩书……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中华书局《文史通义·横通》）所以非博且专的“横通”人才无以为之。

陈济川妥妥地做到了。中国书店店员、古籍专家雷梦水先生对他曾给予这样的评价，他“对古籍版本学甚精,业务经验亦广,虽年过花甲,记忆犹强,凡稀见之书,某年售价若干元,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人民日报出版社，雷梦水《书林琐记·琉璃厂书肆四记》）如此高的评价是中肯的、中正的，也是毫不过誉的。

陈济川作为经营管理者，不仅精通古旧书籍收售业务，而且独具慧眼，见微知著，战略思维能力极强。他接手来薰阁后，敏锐的察觉到，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文化古都北京乃至全国发生的新变化。当时出于对古文化的批判、借鉴、继承等种种原因，古文化研究在许多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日渐热络，除图书馆大量购买古旧图书外，专家学者和个人也对古旧书籍的需求日增，于是他适时作出了调整经营方向，瞄准新的营销对象，加强对口适销业务的决定。

事实证明陈济川对了，来薰阁赢了。

做事的成功首先是做人的成功。相处，靠缘分；深交，看人品。来薰阁之赢，不只是赢在了决策上，更赢在了决策之主、决策实施者的人品上。

对于陈济川的为人，许多回忆文章、研究古书传播史的专著和资料都讲到这样一个情节：陈济川“北魏佛像”的容貌，“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大大咧咧，整天忙忙呼呼、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又因个子高，头大，因此得了个“陈大头”之“号”。对于“陈大头”其“号”，多称其为“雅号”，但我以为此“号”不雅，故称其为“外号”“绰号”。

其实“大头”的称呼是颇具两面性的。正面讲，有厚道仁义，宽容良善之意。负面说则是冤大头的意思，是对憨傻容易上当受骗之主的称呼，俗话所说“捉大头”，即其意也。

“相为心之表，心之善恶，相之可见”。“大头”这个绰号用在陈济川身上，则是对其热情仗义，老实巴交，不显城府的那种厚道乃至憨傻性格的概括，是对其“信用值”的肯定。这才是他一种顶级的情商、高级的聪明。

做人，精难学，傻难学，又精又傻更难学。“聪明的人只能与其聊天，而厚道良善的人才适合共事”这是人们的基本共识。在精傻之间游刃，便是陈济川为人处世之道的精髓所在。

由此可见，陈济川不仅是称职的书商，他与许多藏书家谙熟，有畅通的访书收书渠道，而且更是外拙内秀，精诚于中，无为于外的智者。他既能举轻若重，又善举重若轻，好多事情，尽管不言不语，但却安排得动静有据，进退随时。在这种温和的氛围里，陈济川建立并形成了自己的营商圈、书友圈、朋友圈。同业中人愿和他往来、愿与他搭帮；读者书友愿来此访书、在此购书。因为一想到和他打交道，便产生一种莫名的踏实感。和他来往安全，不须有过多担心，来此购书随意，不必害怕被宰。

陈济川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国内外的顾客吸引到了来薰阁，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书友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既有囊中羞涩的莘莘学子，也有为数众多的文人墨客，更有文明海内知名专家学者。之前在来薰阁鲜见的大家，诸如：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魏建功、老舍、傅惜华、赵万里、吴晓铃、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中外学者，竟成了常客。他还是建国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朋友圈中的一员，在这个圈中有“蒙古人”的诨号（《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来薰阁琴书处——琉璃厂杂记（吉川幸次郎文）》）。一时间来熏阁不仅是古旧书籍的销售之所，学界名家的淘书之所，还营造成了学者书友切磋交流、谈书论学的雅集之地，一个规模可观的文化沙龙，使来薰阁立身兴业的基础更加稳固，生意不但很快活了起来，而且得到了发展壮大，火了起来。

文史、戏剧史专家胡金兆先生，1934年出生于北京琉璃厂，他们家是陈济川的邻居，一直亲切的称陈济川“陈叔叔”，据他考证“短短一二十年，来薰阁在陈济川主持下，在名闻遐迩的20世纪中期琉璃厂古旧书业中名列前茅，年营业额达10万元。”（当代中国出版社，胡金兆《百年琉璃厂·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书店扩展了门面，延深了庭院，店伙增加到二十多人。一跃成为当时琉璃厂一家最大的古旧书店。

在此基础上，陈济川还把分店开到了天津、上海、杭州、台北。全国各大图书馆、著名高校和许多学者教授的书斋中，无一不接受过来薰阁提供的文献古籍。同时，他还开创了中国古旧书海外经营的先河。从1928到1930年，期间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结识了日本一批专营中国古旧书籍的书店、书商，访问了不少学者、藏书家、图书馆。经过多次出国展销，来薰阁在国内外的声誉大振。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也成为了琉璃厂旧书业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传奇人物。

对此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感叹道：陈济川“在民国初年，当北京大学崛起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时，其他的书店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勇敢地与这些人接近的，也是他。与此相关联，对于以往的古书店从不关心的戏曲、小说类书籍的热心收集和买卖，也是他。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白话文学的人，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恩惠的，绝无仅有。”（《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俗话说树高千尺也离不开根，陈济川牢记文奎堂所学，牢记文奎堂的恩情，吉川幸次郎曾转述文奎堂年轻老板“赵君”之言，尽管陈济川回到了来薰阁，并且后来还当上了掌柜，但“每年年底，陈先生（济川）也要来店里，向我们店的老主人叩拜。”（《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琉璃厂后记》）这里所说的“老主人”即文奎堂主、陈济川业师束鹿人王云瑞。这更彰显了陈济川厚道的为人。

陈济川从1918年16岁开始在北京文奎堂当学徒，6年后于1925年接手来薰阁，又过6年，从1931年起便当选了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两个6年，是一个起点向另一个起点的抵达，是一个梦想对另一个梦想的召唤。会长的名份可能是虚的，但来薰阁的成长、来薰阁的业绩却是实的。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同业会的同仁们怎么会推选一个未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当自己的会长？

2024年8月14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