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端午的小长假还是太小了点，假期时节，出行的人好比七夕的喜鹊，约好的倾巢而出，奔赴着浪漫约会，但也阻塞了各条公路。这好像有违喜鹊的初衷，本是一心搭桥造路，却反而使之堵得更加彻底。于是便吓得部分喜鹊闭门不出，而我便是其中一只。
其实自从年后回到上海，便一直想回家一趟，并不是因为思乡情绪的泛滥或是心中有事牵挂不下，而是总觉得回家是一件应尽的义务，这其实是比较可怕的。欲望和责任是两种不同的驱动力。回家这种事不应该是以某种履行责任的形式来完成的。都说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回家应当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迸发，而不是自我约束。以义务来要求自己完成，恐怕不久会生出抵触情绪，这是值得警惕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买上了回家的车票，在小长假的后一个周末。
回家的旅途比较漫长，但总归是轻松的，能够放下一切的焦虑与不安，那是一种久违的舒畅自在。周末也是城市放松的时候，大巴车也可以在出站后四处接客，交通上的管制对其也是网开一面。司机降价出售车票，无需走站内税务，买票的人也可以省掉一些开销，这是一笔怎么算都划算的买卖。期间便接上了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十岁出头，一个三四岁左右。妇人艰难的领着两个略显拘谨的孩子上车，倒是显示出久经磨砺后的干练。一手抱住半大的弟弟，肘间还挂着一个塑料袋的吃食，一手推着哥哥道‘找个位子先坐下，妈妈找个并排的空位一起坐’，顺势取下肩上的背包，放下手中的弟弟，探出头四处向内张望。似乎坐大巴车的人都喜欢靠窗而坐，因为脸可以向外，车内便是另一个世界，车外的世界才是自己的。上车太晚，车上最终没有并排的两个空位留给她们。于是这母子三人最终被拆散在临近走道的三个座位上。大巴车继续在城市中穿梭，高楼寰宇，曲折的立交高架林立，钢筋水泥总是拒人千里，令人生寒。
出城之后，路边的农田花木便柔情许多，像漂亮姑娘一般，让人见了心情大好。中年母亲分别用手机和平板安抚了两个孩子，车内多出了些许嘈杂的谈话声。偶尔冒出的两句乡音也让人倍感亲切。
到县城已经是晚上了，回镇上的班车早已经打了佯，倒是滋生一些近乡情怯的情愫，便索性在城内修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坐上那狭小紧促的班车回家。颠簸和噪音是他最大的特点，跑起来就像是在泥浆中癫狂的非洲水牛。这是连接着农村与城市最廉价的交通，却总是显示出与小镇的敦朴和城市的光鲜的格格不入，他介于两者之间，又皆不相同，当属城乡结合的代表产物。
回家的交通是像中国的社会民情调研，从省际到市县到乡镇再到农村，交通工具也逐级演变，也许不知不觉就会让人多出了从中央到地方视察的钦差大臣的错觉，不见得在“中央”有如何的出息，却总可以在“地方”上趾高气昂，八面威风。母亲知道我回来，要去镇上接我，顺便买些吃的回家，似乎也把我当成了某个钦差大臣，也好趁着机会好好在镇上逛一逛。
踏出班车的那一刻，我看见了一条熟悉的街道，街道车流不少，嘈杂声却盖不住清冷。两侧的门面早已不是印象中的模样，但总是透出斑驳的锈迹与灰尘，混乱的电线盘交错结，地上的铺砖本是整齐平坦，如今也变得坑洼不平，突起得像是老人的驼背，凹陷的便是那脱去脂肪的腹腔。谁家的妇人端出一盆涮锅的水，随意的泼洒在在凹凸不平的的砖块上，并不带有一丝心疼，连水在砖面上都不愿意生出流动的气力。前头那棵粗大的合欢树倒是开出了鲜艳的冠状花朵，花叶拥促，挤的想难民营中求生的难民。由于紧贴着路边的商铺，雄伟的大树也只能无奈的妥协，倾斜着向路中心伸展，像一个颤巍巍摇摇欲坠的老人。路边的摊贩大爷倒似乎是极有个性的行为艺术家，顶着草帽坐在坡脚的木凳上，酱色的皮肤耷拉在脸庞骨架上，若不是眼珠还偶尔无力的小角度转动，便活像一件雕塑，瓜果生蔬随意摆放在地，等待着如他一般的顾客。
已经太久没有在镇上逛街了，小时候的回忆现在也只能找到些边角的意象。
小镇不处江南，却也曾不少有水。一条不宽不窄的河穿镇而过，在东面折弯向南，凌水之上架起一座东西走向的的拱桥，取名富墟，人们的美好希望总寄托在桥梁道路之上，这在全国都是一样。桥上的两个字已经不像曾经的金光熠熠，在暗淡的阳光下总显得落寞几分。桥下曾有一个早餐小店，也炸油条，是最令人回味的。新炸好的油条金黄焦脆，又不失酥软，但需配上小镇特产一物，才最得味。用发好的面切成手掌大小，蘸水后贴在火热的炭炉壁上，期间需不断的用手从下往上摊匀面块，一为黏在壁上不致掉落，二为摊薄快速烤熟。炭炉极像是一个大罐汽油桶，中心便是烧的红成宝石的炭块，为保炉温，上面仅开了脸盆底大小的洞。面块要贴至内壁，则需要人的整条手臂伸进炉内，倒是考验胆气和耐力。小店的老板娘是个精干的女人，她抄起面块，稍一拉扯，轻轻缺过碗中清水，单手挑着面块便迅速探进炭炉，左右扭动腰肢，手臂跟着进出火炉，在贴好的面块上来回摊过，不多时便可将一炉贴满。手撑着火炉稍作休息后，拿起火钳快速铲起面块。烤好的面块方言叫潮排。大概是因为整齐而略显粗糙的手指踏出的辙印很像是扎起的排筏。烤好的潮排递给她的男人，早上的时候来不及放入保温的斗中，早有人立在一旁等候，烘烤的食物最在意出炉的那一刻钟，那是潮排的豆蔻年华。小镇的人们也深知这一点，一块潮排卷起一根油条，长短刚好，麦色裹挟着金色，鼓足了韧劲，一口扯开，麦香与油气便铺满舌尖。小时候跟着父母到镇上赶集，得先到小店停下自行车，这是父母与他们夫妇建立的默契。我是最愿意去的，老板娘总是非常客气的将新烤的潮排递给我，即使经常因父母的欠疚而落空，但尝到的那一刻便十分满足。
小店隔壁是批发超市，印象中拥挤不堪，二十个平米的房间放有两个货架，不过好似货架也无所用，货物早已堆满了整个房间，猛一看甚至不会注意到货架的存在。奇怪的是每次有人买东西，老板总能迅速找到。老板是个老实人，话不多，但是老板娘却洋气的很，烫着一头金发，她的身材一如她的超市，臃肿富态，让人一看便知她的生意极好。粉底打得极浓，口红深重。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她引领着镇上的时尚潮流。这是一个精明的女人，超市的进货、出纳等都由她来操办，售货送货则是她安排自己的丈夫去做，哪一天送哪一家的货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倒显得她有点强势。精明强干的女人往往也更容易挑起男人的轻浮，但足够精明的女人也够在此乱象中游刃有余。一些送货的厢货司机总是不坏好意，却从未在他那里讨到便宜。老板娘整天离不开计算器与账本，计算器按得风声水起，按键下的音铃和她的声音一般，叽叽喳喳、转换极快，倒像是射击中的突击步枪。她也是个喜欢串门的人，但即使串门，也没有放下过那一个计算器。
再一次经过那桥，如今的早餐小店早已换过几次门庭，从营业厅到餐馆再到营业厅，装修已是面目全非，潮排的踪迹全然不见，但隐约似乎是闻得到的香味。早餐店老板身体欠恙，一家已经跟着儿子住进了县城。隔壁的批发超市却意外的一直还在。细细一看，老板娘正坐在路边打着麻将，左手叼着香烟，右手理着牌张，脸上黄斑赫赫，还是一头金发烫卷，却极其毛糙凌乱，脚上撒着人字拖鞋，粗壮的腿伸的老远，肚子上的赘肉仍耷拉下来，跟着她的争吵而颤动。在她的手边，一包红盒香烟取代那个已经不知踪迹的计算器。
母亲到了市集。买好了东西后叫我回去，坐在电动车的后座，路上颠簸得像进了筛子。“这路怎么这么差？”“什么时候好过？南面新建的水泥厂，来回走重载车，路都被压坏了”。
路上传来一阵丧乐，我问道：‘又是哪里的老人去世了？这两年怎么老听说有人死去呀”“太多了，现在家里没有青壮年，全是老人，是人哪里还有不死的？”
是啊，哪有不死的，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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