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听老人们唠叨过去的陈谷子烂芝麻。时过境迁，垂垂老矣，他们即便作为涉事人的恩怨情仇也越来越淡薄，这就让他们的唠叨更接近人生真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长辈们唠叨比阅读思想家的理论更能明白人生真相。
俺厂里的刘主任（为长者讳，此为化姓），那个人啊！退休了，生病了，躺在医院，没几个人去看他。
他难受。他儿子埋怨他，谁叫你得罪恁些人啊！老头儿躺在床上，哭了，老少爷们儿，我可是好心啊！我可没办过一件亏心事啊！
唉，实际上刘主任是个好人，结果却弄到那样的光景，人人烦他。他就是啥事儿忒认真，认死理。
好几次，亲戚邻居同事熟人中间著名的忒认真认死理的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躺在那边的沙发上，我躺在这边的沙发上，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他一个人这样不停地唠叨。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老头儿已经睡着了，却还在不停地说啊说啊，而且并非说梦话。这倒奇了？是的。耄耋之年的老人们事实上都已经成精了，不好意思，成仙成圣成神了。
过去，我对老人家的唠叨没多少兴趣。近几年，突然发现，老父亲一直在唠叨着的，总是同一个话题，他不停地提起这一辈子遇到的那些年轻时候喜欢较真儿却晚景凄凉的人们——领导、同事、乡亲。在我们难得见上的一面的空间，他会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反复唠叨这些故人往事。某一天，当老父亲依旧这样似梦非梦地唠叨的时候，我突然眼眶湿润了。这位一辈子被众人公认为直正人同时也是“別筋人”的老人啊，这位轻易不会表达自己亲情的老人啊，他一直在为他的这个和父亲秉性一模一样的儿子担忧。他的唠叨，是一种成了神仙的老人们的提醒、恐慌，以及无奈的叹息。
然而，在儿子心目中，父亲这样一辈子忒认真认死理同时实打实的直正的老人，何止神仙，他们已经成为被岁月赋予了深厚内涵的思想家、思想大家。
我知道那位刘主任。小时候我经常去父亲的工厂，见过这位工厂里的领导。印象中，他总是穿着藏青抑或深灰色的中山装，尤其风纪扣扎得严严实实，衬衣领子露出出一圈洁白。这是那个时期不少干部的打扮，这身打扮让腰杆笔直、瘦瘦高高的中年人显得精神矍铄、精明能干，也在一众浑身满脸油污的车间工人中间鹤立鸡群。看见我，他会笑眯眯地招呼，那种笑让我记忆深刻，是一种长辈和蔼慈祥的笑。哦，好像他还有一颗包着银色金属的牙齿或义牙。
你们厂里那个刘主任啊，不是混世的人，不行，差池得很。有几次，大伯父一帮人和父亲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提起了刘主任，生气也不屑的口气。父亲会说：“实际上他是个实在人。”
后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年轻的大伯父喝醉了酒，在父亲的工厂吵闹，刘主任厉声呵斥，并要把大伯父捆起来。那个时候，任何有一点权力的人都可以捆人的。父亲闻讯赶来，向刘主任解释：“这是我家大哥。”刘主任说：“谁也不行！”
这一下子，你就知道刘主任为何晚景凄凉地躺在病床上哭了吧？活该你丫儿！
另有一个儿的场景，过去足有四十多年了，依然记忆犹新，随着年岁越来越老大，它更会时不时地泛上心头，警告着我。
一位白发苍苍身形矮胖的老奶奶躺在郭固集南北大街上的厚厚的尘土里，浑身哆嗦，低声抽泣，尘土和汗水泪水让她面目全非。一位和刘主任身材一样干瘦的老者蹲在她身边，显然，他已经老迈得没有力气拉起她，他呼吸困难，就像哮喘病人，满脸汗珠，尽管儿童还不知道什么是冷汗，但老者刀把子一样瘦削的面颊上的汗珠给人一种凄冷感、恐惧感，还有一种可怜巴巴。他抬起双眼，向四周求救。周围除了围着几个像我这样六七岁的小孩子，没有一个成年人赶来帮忙。老者气喘吁吁，他那双无助的目光，就是那种老迈的金鱼眼中的神色，从此深深刻进儿童的记忆。
老者是我老家五道街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十里八村有名的叱咤风云的人物，提起他的名讳，今天三十岁以上的村民们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我记事开始，所听到的，几乎全都是乡里乡亲对他的非议甚至诅咒谩骂。乡亲们说，此人年轻当干部时候像阎王爷一样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甚至回把犯了错误比如偷吃了生产队一块红薯的乡亲吊起来打。在那样的一个特殊年代，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他在心目中，几乎就是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中那种祸害精、极端分子的典型。
四十来岁那几年，我有好长时间总是待在老家，我很喜欢乡村生活，也喜欢和不同年龄的村人们一起“嗙大江东”，尤其喜欢听年长者讲过去的事情。让我吃惊的是，一些长辈们的印象开始被颠覆，有的甚至倒了个儿，比如，在我心目中一直像传统乡绅一样斯文儒雅涵养满满的值得尊敬的人竟然是个喜欢搞女人的色鬼淫棍伪君子；比如，记忆中总是被村人咒骂的原国民党匪兵手枪队队长我心目中的凶神恶煞如今开澡堂的大伯其实是个颇有正义感的人，他会为了与他无关的村民的利益不惜得罪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比如上述那位支书，在尚健在的一些与他同龄的人们口中，他其实“是一个实在人呐”，“就是忒认真”。
经过岁月沉淀，对于上述两位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老者，即便当年诅咒他们的人们，现在也几乎一致承认，“实际上他是个实在人”，甚至“是个好人”；当然也不忘加上一句，“就是忒认真”。这是大家伙儿对于周围类似的人们的相似评价，带着坦诚，也带着无奈和尴尬。他们是大家伙儿公认的“实在人”、“好人”，然而，因为“忒认真”，他们总是让人不舒服。你让大家伙儿不舒服，对不起，大家伙儿会让你很狼狈，很惨。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社会公认的优良品质和价值观的认可敬畏，然而，在具体生活中，每个人还是只能以个人利益和好恶来评判他人。
刘主任躺在病榻上的哀叹我没有见到过，同村老者当年的悲哀，深深划进儿童的记忆，生疼，直到今天，每逢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让我夜半惊醒再也无法入眠。
因为，本某就是一个到哪里都被周围人评价为“好人呐”的人。
少年时期就总是听到父老乡亲同事熟人评价我“好人呐”，说实话，那时候是颇不高兴的——那不等于说俺没本事？及至人到中年，再听这样的评价，非常很自豪。可惜，现在越来越难得听到，并非本某被人生征服了，而是说，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一个喜欢较真儿从而狼狈不堪的小老头儿的评价兴趣。
和那两位老者得到的评价相似，大伙儿在认同我的同时，也都会说，“就是忒认真”，甚至有点“小心眼儿”“一根筋”“认死理儿”。过于认真甚或并不过分但喜欢较真儿，在许多人的价值评判中可不就是“小心眼儿”“一根筋”“认死理儿”？尤其在一个流行所谓“人性”“宽容”“高情商”的时代，原则性、严肃认真等品质何止“小心眼儿”、“一根筋”、“认死理儿”，何止刻薄，简直就是灭绝人性，是中世纪的黑暗卫道士的嘴脸。
有时候的确“小心眼儿”“一根筋”地“认死理儿”、想不开：既然大家伙儿都把严肃认真坚持原则视作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优良品质，秉持那些品质的人也往往被公认为“好人呐”，可他们的命运为何往往总是从人群中被驱逐出去累累若丧家之狗？
愤愤不平也好，悲天悯人也罢，更担心的是，眼瞅着因为性格决定命运，到了这个岁数了，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被领导鉴定为“能够任劳，不能任怨”，总是干活儿多却出力不讨好，一事无成，甚至吃饭的家伙什都端不牢稳，即便再乐观，更多的也只能是反省，尤其恐慌：会不会落得那两位老者的凄凉晚景？说实话，这是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考虑的危机，每当因为坚持原则与领导和同事发生争执，老家那位老者的悲哀眼神总是在眼前浮现。
应该提示一下的是，上述两位老者还是身份较为特殊的人物——领导干部。拥有一定权威的人物严肃认真坚持原则尚且如此下场，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却给个棒槌当成真，其结果只能落荒而逃。
被这样的人生大道理生活小常识折磨着却百思不得其解。上网搜索相关信息，乖乖，发现一个更加触目惊心耸人听闻的生理学心理学分析：过于认真可能就是一种偏执型精神疾病、人格缺陷。
偏执！相信近几十年来这一词汇已经成为学者和市井大众中间耳熟能详的热词。造物主啊！
造物主创造了有血有肉但也只是血肉块块的人，女人更只是男人的一根肋条，那么，就不要指望人类能够超越血肉，理性诞生的历史太过短暂，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某种假象，从树上溜到地面算起，人类的历史也有两三百万年了，理性的历史至多五千年，这就注定，目前的人类只能是血血肉肉的块儿，甚至只是肉块块，连热血都没有。因此，指望所谓的理性超越肉块，实在勉为其难，有违造物主他老人家的初衷。
然而，无论理性多么可怜巴巴，既然人类产生了对理性的向往，那么，理性就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就不会只是假象；那么，人类就不仅仅是肉块块。
遗憾的是，当人类文明的脚步一致朝向理性艰难迈进的时候，某些民族却从可怜巴巴的理性理直气壮地回归肉块块，并大言不惭地声称返璞归真尊重传统弘扬人性。
呜呼！哀哉！
曾经有一种被痛斥为民族自卑论的说法，西方人尤其日耳曼民族注重原则性，凡事以上帝的戒律、先贤往圣的教诲为行为准则；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则注重实际，凡事主张见机行事见风使舵，女娲娘娘玉皇大帝的戒条、圣人的教诲可以供奉在庙堂，恭敬在心间，摊着事儿了，就要机动灵活，一切以能够打赢获胜取决行动。于是，国人看到英国大兵在枪林弹雨中竟然还能够像参加阅兵式一样端着抢挺着胸排队齐步走，哈哈大笑，这些傻叉！同时，“宋襄之仁”也被大人先生市井小民嘲笑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正像原则性不小心的确会恶化为刻薄乖戾、不近人情，实事求是不小心也会沦为庸俗实用主义。肆意践踏原则的庸俗实用主义能够带来一时的发达，但其对于原则性和科学规律的侵蚀更为严重，会毫无悬念地导致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迟早要付出更凶险的代价。纵观人类历史，精明的实用主义的民族总是被傻乎乎的坚守原则的民族打个落花流水。
其实，即便在日耳曼民族，坚守原则者也往往因此被边缘化。早年阅读，一名纳粹军官因为待人刻薄或者说工作严肃认真坚持原则而遭到同僚排挤、陷害，最终被希特勒干掉。这也算是殉道者吧？
《北平无战事》中的正人君子曾可达，为王朝留下了一曲挽歌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有一群中国人对本国传统文化中的庸俗实用主义糟粕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批判和颠覆，他们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从精神气质而论，住窑洞、穿破棉袄、红米饭南瓜汤的早期共产党人因为坚持原则、严肃认真更亲近西方文明、世界文明。与这群被嘲笑为“土里土气”骨子里却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的继承发扬者的农民军相比，西装革履、走红地毯吃西餐、英语贼溜骨子里却忠实地遗传了中国传统庸俗实用主义、为私情不惜损害公共原则等陈年糟粕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才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乡巴佬。至于后来各家风向陡转，那是另外一回事。
被原则性的中国式纠结株连的另一个词汇是情商。“情商（Emotional Quotient）通常是指情绪商数，是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从简单的层次上下定义，提高情商的基础是培养自我意识，从而增强理解自己及表达自己的能力”。“戈尔曼和其他研究者认为，情商由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这五种特征组成”。“值得指出的是，情商固然包括人与人互动的层面，但情商的意义并非指谄媚、奉承、巴结、虚伪”。这是百度百科上关于情商的释义。
情商的说法即便在西方其实也并非成熟的科学概念，到了中国，更沦为作为商业行为的所谓成功学的噱头，曾几何时，谈论情商成为时尚。更吊诡或称顺理成章的是，到了中国，情商一度被理解成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会办事儿”，那些不惜牺牲做人原则和公共原则追求成功的行为成为高情商表现，坚守原则的“一根筋”“认死理儿”成为最经典的低情商表现，“情商”一次也成了不择手段发达后的老粗们嘲笑高智商者的口头禅和攥在手中随时准备砸人的半截砖。
值得庆幸的是，到了今天，浏览网络上关于情商智商的口舌之争，依然念叨高情商低智商云云的老生常谈不在少数，同时，也可以时刻发现新鲜观点。看到这样一句话：无论如何争论，事实却是，高情商的民族全都败给了高智商的民族。显然，这里的分别指向大家心知肚明。尽管说得有点意气用事有点武断，但还是获得了大量点赞，足见中国社会大众越来越理性。中国式情商带来的观念分歧依然是关于原则性与庸俗实用主义的纠葛，让人欣慰的是，几十年涌现出来的的高情商的各路好汉成功者的价值观并未最终被国人认同。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事实上，在今天，继续故作高深自以为精明地念叨某个时期的市井流俗观念，只能告诉别人，你很乡下你很low。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明白，在一个崇尚中国式高情商的社会环境中，那些失败者并非低情商，或者说，他们只是中国式情商低下，以西方原本意义上的情商概念衡量，他们恰恰是高情商者，在西方式情商概念中，对于优秀品质的坚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倒有点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品质才是值得自豪的高情商，这样的高情商才是各个民族一致敬仰的高贵品质。
如此津津乐道原则性，并非宣扬为了原则不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原则性与人情世故之间，确有一个难以把握权衡的界限，稍不留神，原则坚守就会沦为“不近人情”，甚至危害更加剧烈的乖戾行径，古今中外的人们已经吃了不少这方面的苦头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以经过历史淘选的有利于人群和谐相处的原则性坚守为基础，同时，弘扬人性更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和目标追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进步的目的不就是要让大家伙儿过得舒舒服服滋滋润润？当然，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性，绝非人性本能的泛滥，而是理性制约人性丑陋的现代人性。
刚才说过，相比较于本能，人类理性的诞生历史实在过于短暂，简直能够忽略不计，因此，理性对于本能的制约只能是人类的美好幻想。甚至不少人说，理性对决本能从来没有取得过哪怕一次的胜利，即便那些经过翻来覆去最终温情脉脉的胜利，也只是基于本能的肉麻的可怜的安慰。
那么，如何实现原则性坚守、理性弘扬和人性解放的共存多赢呢？
中国两千年前的私塾教师孔子传授了如此法门。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不过，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对于公共游戏规则，许多是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约束的，那么，作为执行监督者，比如考勤员，我是否应该顺应大家伙儿的意思，顺应我自己也不愿意被扣钱的意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说实话，当我偶尔迟到，认真或称刻薄的领导批评我，我固然心怀不满，甚至性情温和的主管仅仅提醒我一下，我也会觉得他或她不会做人。
想着自己对约束的反感，得，走出书斋，海阔天空，你好我好大家好吧，世界上没有说得清的道理，造物主创造人类时候想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虚无，荒诞？难道没治了？
No！人类理性与科学的发展史尽管短暂，然而，人类中间的一部分成员毕竟已经产生了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最大限度制约人性本能丑陋的成功办法。因此，人类前进的方向显而易见——向先进者学习，从他们那里取经，只有这样，才能够解放全人类，实现人性与理性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共建和谐地球，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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