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是个语无伦次的人。每当我想要表达什么，就有一万种彩色的想法拥在大脑的出口，争先恐后的想要脱颖而出，像细嘴儿的贵妃壶里要倒出一把彩色的珍珠。最后结果要么是几个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小碎片，要么就是长长的沉默。
这种很有画面感的毛病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有一周就要迎来我的三十岁。万万没想到三十岁的我竟然是高校的老师。现在脑子里已经没有那么多斑斓的想法，而像是一坨一坨的胖大海，单纯，有益健康，使劲儿嘬也能从壶嘴里嘬出来，不使劲儿就呆在茶壶里懒洋洋地发胖。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有这种怪里怪气的脑子和我的姥姥姥爷密不可分。
我跟姥姥、姥爷生活到十八岁，他们对我几乎是寸步不离的照料。其实我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多照料的孩子，从小我就比同龄的孩子高半头，小学毕业就有一米六。作为一个女孩子，并不能算是优势。所有人都会觉得你的强壮让你无所不能而且有攻击性，生物本能让大多数孩子对你敬而远之。小孩子有时候是相当刻薄的，在那个上厕所都要手拉手的年纪，我按照他们的想象成为了一个强大而又孤独的高个子女孩儿。每次班里有文艺汇演我都因为突出的身高没法参加，虽然我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按照老师的指示做好服务，但是想想17个女生有16个在表演还是没来由地心酸。
和我“傻大个”的形象不符的是，我成绩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负担。我有大把的时间躺在操场的篮球架上，看着黄土高原蓝幽幽的天和什么都不像的云。我们是子弟学校，校园很小，教学楼只有一栋，倒也优优雅雅地爬满了爬山虎。门前一紫一白两棵大丁香，长着心形的叶子。我看着天就会胡思乱想。想象里从来没有华丽的公主梦，全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英雄，在高远天空下和颠簸的戈壁上绝尘而去，头发被风扯得生疼，披风猎猎作响，坐骑不知疲倦，路也没有尽头，我们就为了奔跑而奔跑，为了追上大漠上干燥生硬的风。
每当想到这些我都要激动地几乎热泪盈眶。可现实是我像大部分学习好的孩子一样，体育烂得一塌糊涂。别说迎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就连50米及格线都达不到。我高大笨拙的体格在跑道上显得分外可笑。每次体育考试完，我都心情低落，但是我从来不哭。后来又一次跳马，我正好感冒，三次没有跳成功，鼻涕都流了下来。同学们居然都围过来，宣布第一次看到我哭的样子。我没有理会这些似乎不知道眼泪才是哭泣的重要指标的同学，保持着我一贯的沉默走开了，体育成绩理所当然的不及格。
每当这种时候，安慰我的都是姥姥。姥姥和我不一样，她是个伶牙俐齿的精干女人，似乎把我的说话天赋都压抑了倒是培养出我的好耐性。姥姥是襄樊人，从前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家里都是读书人。她总是会说起故乡大宅门口的几口池塘，脆脆的菱角和藕根，她的读书人父亲，她被国民党抢了夫人就精神不正常的小叔和翻过院墙追一只偷鱼的猫最后却跌入池塘丧命的二爷爷。她也会说起她奶奶过年吃的小汤圆和私心送给她的红头绳。她说她的父亲从小不让她在头上别卡子，这让她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儿，总是和院子里的大白鹅打架。不知道是为了躲大白鹅还是为了心里那种男子气概的英雄气儿，她十六岁就参军当了兵，从后勤军需学校的财会，到驻藏部队的儿科大夫；从江南水乡的泼辣大小姐，成了青藏高原翻越唐古拉山口的部队小妞子；后来从一个山西黑小伙的白净新媳妇儿，变成了我的姥姥。
姥姥姥爷都是军医，姥爷一度在樟木口岸的医院做院长，后来差点成为兰州军区总院的院长。但是当时因为姥姥的身体原因，回到了老家继续在一个大国企当院长，姥姥则在我就读的子弟学校做校医。姥爷是个黑而沉默的北方人，一幅大大的圆眼镜标识着他外科大夫的身份。他话很少，在院里所有人打招呼的时候都只是不失威严的笑笑，露出一口白牙齿。
由于姥姥、姥爷都是医生，所以他们有一种职业的淡定。我跟着他们长大，就也有样学样的变得淡定起来。小时候长得快，还没掌握重心平衡就又长高了，所以总是摔跤。膝盖上总是流着血，一条一条流到脚腕儿上。我每次都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去找个水龙头冲一下伤口，然后自己回家找红药水儿涂上。伤口也是火辣辣的疼，但是我不哭也不抱怨，谁让自己跌倒呢！反正哭了说了小朋友大多也是笑话你的笨拙，然后一哄而散，你的心里岂不是更加受伤？还不如不说不嚷，至少能保留一份尊严。但是每次姥姥看到都会心疼地要掉下泪来，把我抱在膝盖上让外科大夫姥爷过来重新上药。他们的手都很温暖，让我放心又感动，但是由于我欠佳的语言能力，我并不会说出来。
我的伤口很多时候来源都是学校东南角的那个垃圾堆。垃圾堆有一道一米五左右的砖墙，砖墙旁边有一条长长的铁质楼梯。我总是抱着楼梯扶手从二楼滑下来，然后从矮墙上跳下去。这种肮脏而又刺激的游戏有时候能吸引来几个皮皮的小伙伴，我总是微笑着、沉默着把场地让给他们，带着一点喜悦和一点讨好的谦卑。不过最后老师批评的总是我。
其实，我的谦卑沉默，我傲人的身高，同学们的刻薄冷淡，老师对我缺少对好学生应有的热情，姥姥不时涌上来的眼泪，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我的生父。我的印象中没有他，听说他是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男人，我妈那时候被导演选中去演女二号，被姥姥姥爷阻止了。可见她是个十足的美人。我妈在高原上长大，心里向往的是自由和最深层次的宁静。她当时不顾反对的跟了那个高个子男人显然是因为她对自由的追求，然而他们显然并没有得到宁静。
离婚对现在的人来说，简直像家常便饭。连总统离婚都只能在头条待几个小时。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国企，在一个人人都认识，人人都虚情假意地问候背地里却窸窸窣窣的小声议论的家属院里，可是一件重磅谈资。
他们为什么离婚我不知道，毕竟我当时才一岁。跟我有没有关系我也不清楚。毕竟姥姥说是因为他们家重男轻女而国企计划生育政策正紧，所以嫌我是个女孩子就抛妻弃女。不过这只是姥姥自己的解释，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不能为没法求证的话表态。我总觉得这事儿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只是在很多人说起我没继承我妈的美貌的时候像牙疼一样嘬牙花子。直到我上了小学。
子弟学校的孩子都是厂里职工的子女，老师也都是和厂子有千丝万屡联系的人。他们都知道我家庭的变故，所以难以避免的指指点点，还会故意问我爸爸去了哪里。这种爸爸去哪儿的问题我开始只是架着两只胳膊茫然的看着他们，他们就会嘻嘻哈哈地走远。后来我以为男人就是爸爸，所以追着姥爷叫了一下午，叫的我妈心烦意乱，叫的姥姥眼泛泪水。姥姥碎碎地咒骂几句，就出门去给我买第二天上体育课需要的白色胶鞋，我妈则沉默不作声。
后来我就在指点，嬉笑，孤立中保持着班里的第一名。可能是同学的质问让我无言以对，可能是姥姥的控诉让我无法作答，可能是妈妈的惆怅让我畏惧不前，总之我就变得有点语无伦次，进而有点沉默。但是像每个小学女生一样，我还是交了两个小朋友。
高个子叫温馨，另一个高个子叫杨辰，她们和我差不多高，但是比我受欢迎，说明身高并不是导致我现状的唯一原因。她们也都是厂里的子弟，都有好听的名字，但是彼此不怎么和谐。于是我就分别和她们玩。
和温馨做的最多的是在单位后门车棚等父母下班。我们都是学习优秀的学生，放学后不需要再做作业，就躲在自行车棚里找自己家长的自行车，然后趴在车子上聊天。她说他希望自己是小公主，能有自己的小城堡和王子；我说我想要当英雄，胸怀天下，除暴安良，然后留给感恩戴德的人们一个潇洒的背影。现在想想我内心一直都住着一个古代的独行侠，不想要安定，不想要和人有瓜葛，不想要欠人什么，要永远以谦卑的姿态站在道德制高点，永远不要跟世俗同流合污。这也是不招人喜欢的原因之一吧。
之后厂里的喇叭就会突兀地响起来，播放着工作结束的乐曲，职工们穿着蓝色或棕色的工作服，一边摘下套袖和帽子一边向后门涌来。我俩像梦醒时分一样，哧溜一下从车子缝里钻出来，各自把一根廉价的明晃晃的装饰项链挂在家长的车把上，然后飞快跑走。我妈回家以后会把项链塞给我，像一个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和杨辰在一起的时候不一样。温馨人如其名，我们做的都是温暖、小心的游戏。杨辰有一股英气，真的像漫天的尘土一样，骄傲而且跋扈。我俩最常干的事是潜入某栋家属楼的地下室，不开灯，也不站在一起，而是隔一段距离一起站在黑暗里，沉默许久。旧电线在哧啦作响，尘土和闷热的味儿钻到鼻子里，阳光从楼道口扑到楼梯口，那里绝对明亮，我们这边绝对黑暗。我们都不害怕，就那么又安静又有些恍惚地待上半个小时。然后去她家院子里。她家住在休干所，院子里满是花花草草，还有一条退役的黑背呼哧呼哧地喘气。我们坐在葡萄藤下面用铁铅笔盒和打火机烤鸡蛋，有时候会有指头粗的绿色葡萄虫掉下来，一扭一扭爬走了。有一次我在她不在家的时候爬到他们院里一棵小树上，脚下一滑掉下去，坐在红砖砌的狼牙围栏上，看四周没人，痛哭一下午。现在那干休所早就拆了，一片回迁房住着周围的村民。
小学期间还有很多有交集的人。我虽然长相一般，但是男生缘颇佳，主要要感谢我的身高。教室后三排就我一个女生。我喜欢这个位置。我的同桌开始是个高高壮壮的男生，后来做了交警，在我们越来越拥挤的小城里英姿飒爽。后来是个机灵瘦小的男生，打架逃课，因为我学习好又不多话，有时候会把小刀钢板尺什么的交给我保管。我都乖乖放起来，不仅不会告诉老师，还会关心他打架别受伤。现在他在我们老厂区门口开着麻将馆，非常富足。男孩子们直接，简单，让我感到轻松自在。尽管我一直是班里最高的直到小学毕业。
本来小学可以就这样安安静静过去，直到我十岁的那年。我的爸爸出现在我生命里。
我人生中认可的就这一个爸爸。他是我妈妈的上级，也已经离婚了，有一个跟着妈妈的女儿。巧的是他那个女儿是我们班班长。她有和爸爸一样高高的额头和雷厉风行的性格，学习很棒又会画画，是个不折不扣的领导者。这就导致了新一轮的指指点点和窸窸窣窣，好在我已经适应了这些，学会了把惊慌、委屈、不解都表现成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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