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都是辛德勒

作者: 纸上谈兵123 | 来源:发表于2018-04-30 10:22 被阅读11次

      “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一位获救的犹太人把这句犹太法典上的希伯来经文刻在一枚金戒指上送给了救命恩人辛德勒。在20世纪那场最残酷的战争背景中,辛德勒的形象闪耀着最人性的光辉。辛德勒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钱秀玲的故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的向大家介绍过了,而在这一章中,我要向大家介绍两位比辛德勒还要厉害的人物,他们就是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何凤山和“瑞典的辛德勒”的瓦伦堡。

      1938年纳粹军队占领奥地利之初,就将一部分犹太人关进集中营,不过,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被释放。因此,犹太人四处寻找逃出奥地利的途径。但他们要想去哪个国家,必须获得哪个国家的签证。

      当时大多数犹太人首选的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但美、英两国对奥移民的名额都有限制,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其他不少国家也都强调自身困难,不能给他们办理签证。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在各国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结果。有一位17岁的犹太少年连续跑了五十多家领事馆,最终仍是空手而归。直到1938年7月的一天,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走进了中国总领事馆。富有同情心的何凤山不忍心看着犹太人等死,他决定立即给犹太人办理签证,让他们去中国上海避难。

      何凤山给犹太人办理签证的消息传开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都排起了长队,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都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奥地利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地。

      何凤山给犹太人大批发放签证的举动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而当时蒋介石对德国有好感,因此,中国政府不愿过分得罪德国。驻德大使陈杰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指示,打电话给何凤山,要求他立即停止发放签证。但何凤山仍继续为犹太人办证。

      在对何凤山施加压力无效的情况下,纳粹当局就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将房子没收。何凤山向南京申请资金寻址重建领事馆,但遭拒绝。他见寻求资金无望,就自己出钱,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将领事馆搬到那里作为办公地点,并坚持发签证,先后发了近两千个签证,直到1940年被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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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凤山生前很少提及他在奥地利的义举,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义举不为人所知。1997年9月,何凤山在旧金山去世,他的女儿何曼礼在讣告中提到父亲向犹太人发过签证之事。美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看到讣告后,立即给何曼礼打电话,求证当年的签证之事。在这以后,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事迹才传开了。

      艾立克找到的这些何凤山救助过犹太人的后裔中,就有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辛格含着泪水,激动地对艾立克说:“我的父母是何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说:“在二战中,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很多国家都看到了这一惨况,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做什么。中国是极少数愿意帮助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估计,二战期间有大约五万犹太人从欧洲逃到中国,当时在上海甚至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人居住区。

      以色列总理曾在何凤山在耶路撒冷的纪念碑前说:“他不是天使,他是上帝”。以色列驻华大使称:“何凤山是一位为犹太人的黑夜点燃光亮的人。”犹太人历史学家说:“就像辛德勒(辛德勒是德国商人,二战中救助过一千多犹太人免遭杀害)一样,何博士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大家看完上面的故事后,会发现他比辛德勒还厉害,而下面我要说的这一位,可以说是世界上拯救犹太人最多的人,他就是瓦伦堡。

      劳尔·瓦伦堡出身瑞典首富瓦伦堡家族,该家族自19世纪起以航运业起家,至今已经延续了160余年的财富神话。他们掌控着瑞典经济的半壁江山,金融、银行、机械、军火无不涉足,与英、法、德、匈等国的政界、金融界有着很深的关系。他们生存在社交界的顶层,是瑞典王室之外的第一大望族。瓦伦堡家族从上至下信奉基督教,家族中多出牧师,当教会在20世纪影响式微后,他们认识到外交对家族影响力的重要性,家族中的许多人改做了外交官,其中,劳尔·瓦伦堡以被称为“瑞典的辛德勒”而闻名于世。

      劳尔·瓦伦堡于1912年8月4日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显赫的家世使瓦伦堡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机智过人,尤其擅长语言学、建筑学,这对他将来成为外交官起到了积极作用。瓦伦堡秉承家族经商的传统,年轻时期就和犹太商人劳厄在匈牙利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从那时起,瓦伦堡与犹太人、匈牙利人建立起良好而密切的关系。1944年,穷途末路的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元气大伤,在这时,盟友匈牙利看到了德国的脆弱,提出要分道扬镳。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将矛头对准匈牙利。这使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生活着的23万犹太人的生命岌岌可危。为了拯救这些无辜的人,瑞典外交部、美国战争难民委员会以及世界犹太人大会经过商议,认为必须派遣一位瑞典人负责解救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作为中立国的瑞典可以颁发一种特殊护照庇护犹太人)。这个瑞典人必须与匈牙利关系密切,通晓匈牙利语而且不排斥犹太人。这个时候,瓦伦堡家族也清醒地看到了德国的衰败,此时帮助犹太人将扩大整个家族在商业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力。32岁的劳尔·瓦伦堡临危受命,成为解救计划的执行人。

      之所以称瓦伦堡为瑞典“辛德勒”,主要在于其拯救犹太人的不凡功绩。在整个拯救行动中,瓦伦堡共帮助约十万犹太人逃过劫难。

      1944年7月,瓦伦堡被任命为瑞典驻匈牙利使馆一等秘书,这个职位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参赞,不过由于他的特殊使命又使其权力远大于此。瓦伦堡并不直接听命于大使,他的手下有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而他本人则有权跟瑞典国王联系。那个时候正值纳粹德国实施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在匈牙利,约20万犹太人即将成为纳粹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艾斯曼要在短期内解决的对象。因此,瓦伦堡的解救工作刻不容缓。

      盖世太保艾斯曼来到布达佩斯的当天就发布了驱逐全部匈牙利犹太人的命令。被驱逐的犹太人仓皇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徒步赶往奥地利。瓦伦堡和他的行动小组开车向犹太难民发放食品衣物。在到达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头三个月里他就解救了两万多犹太人。瓦伦堡的解救途径主要是发放一种瑞典的“特别护照”,犹太人只要拿着这种护照就可以避过纳粹的抓捕。在解救任务最为紧张的10月,“特别护照”已经来不及做得精细,由一纸油印件加上瓦伦堡个人的签名而取代。在战乱的日子里,这种油印件竟然也能行得通,油印机日夜不停地转动着。他把油印的“护照”散发给犹太人,然后要求纳粹当局允许持这一瑞典特别护照的人由他带回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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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到达布达佩斯之后,为了尽快帮助犹太人逃出魔爪,瓦伦堡采取了各种不循常规的解救宗旨,只要能救人,方法都是其次。他以瑞典机构的名义租下了许多住宅作为犹太人的暂时避难所,他在这些“瑞典屋”前升起瑞典国旗并宣称是瑞典领土,当时约有1.5万多犹太人通过这种方式避过劫难。此外,瓦伦堡还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他利用家族在商界和政界的影响力,以重金贿赂布达佩斯的纳粹官员,使其继续以瑞典外交领地的名义存在下去。有一段时间,德军驻匈牙利司令施密特·许贝尔准备“清洗”布达佩斯的“隔都”,瓦伦堡派人写了一封恐吓信,警告他如果下令执行这个计划,瓦伦堡在战后定将他送上正义的绞刑架。施密特·许贝尔看到纳粹的帝国梦已行将破灭,败局已定,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便放弃了执行该计划的打算。

      纳粹党卫军对瓦伦堡恼羞成怒,他们曾一度打算暗杀瓦伦堡,但他多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据史料记载,至苏联军队攻入布达佩斯时,仍有9.7万犹太人生活在该市的两个“隔都”中,加上在匈牙利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总计约12万人。因此据估计瓦伦堡至少挽救了10万犹太人的生命。

      1945年1月15日,苏联军队攻下了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命运暂时得以好转,瓦伦堡本人却厄运降临。由于瓦伦堡的解救行动受到美国的支持,于是苏联高层官员怀疑他是美国间谍兼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该组织反苏联)的支持者,17日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瓦伦堡的日子,那天驻匈牙利的苏军司令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双方能共同就犹太人的有关事宜商谈。瓦伦堡和他的司机驾车前往位于匈牙利东部城市的德布勒森苏军司令部。从此,34岁的瓦伦堡就神秘失踪了,亲人们再也没见过他。

      自瓦伦堡失踪之后,其家族从未停止过对他的国际营救,瑞典政府不断照会苏联,希望尽快释放瓦伦堡。起初,苏联政府否认曾经诱捕瓦伦堡,表示并不清楚他的下落。但有确凿人证的瑞典政府和瓦伦堡家属哪里肯就此放过,向苏联要人的交涉并没有放弃。1957年,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苏联政府终于发表官方声明:瓦伦堡已于1947年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莫斯科的卢比安卡监狱。但是苏联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瓦伦堡死亡的直接证明。因此,瓦伦堡是死是活及其下落仍然是个谜。1982年,瑞典政府将与此事有关的情况对外作了公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如此一位在二战中功绩非凡的外交官竟然离奇失踪,历史在这里给善良的人们以沉重的启示。

      瓦伦堡问题虽然仍旧未得到澄清,但他的义举使人们把他称为“瑞典的辛德勒”,美国、以色列等国家为他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1981年,美国授予瓦伦堡为荣誉公民,里根总统称瓦伦堡是一位“伟大人物”。1985年1月17日,至少有25个国家的“瓦伦堡委员会”举行了纪念活动。瑞典首相帕尔梅在那天发表声明评价:“瓦伦堡今天成为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象征。”

      瓦伦堡的下落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他到底是死是活,去向何处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瓦伦堡自被诱捕后一直被关押在苏联的劳改营里。1955年,一位名为德莫尔的意大利外交官被苏联释放。他说当时瓦伦堡和他关押在同一所监狱里,他们还以在牢房的墙壁上敲击出莫尔斯电码的方法建立了联系。另一位获释的英国商人及间谍格雷维尔·温说,他在卢比扬卡监狱曾经遇到过一个大喊“我是瑞典人”的犯人,温认为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瓦伦堡。波兰犹太人卡林斯基在获准从苏联移居以色列后曾表示,在被苏联监禁期间他曾三次见过这位瑞典人,最后一次是1959年10月在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监狱里。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法庭上列举的证据表明,至1980年瓦伦堡仍然活在人世,当时他被监禁在列宁格勒的一座监狱里。种种证据显示,瓦伦堡在被捕后的最终去向是苏联的监狱。但他究竟是死是活,则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写到这里,这一章本应该结束了,可是我却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不禁想对苏联这种野蛮的行径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一个国家,一个二战中的受害国,一个良知和人性都健在的国家,竟然如此对待人类的英雄,这种行径实在令人发指。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代,所谓的正义并不是绝对的,就拿苏联和芬兰来说,苏联作为一个反法西斯国家,本应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正义者毫无争议的屹立在历史的漩涡中,可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官兵之所作所为不禁让我们发问:究竟哪边才是正义的一方呢?再说芬兰,很难在苏芬战争中丧失了一些土地,在德军大举入侵苏联的情况下,芬兰人民当然也想为自己讨回公道。芬兰虽为轴心国阵营的中的一员,但芬兰对于苏联的进攻难道不是苏联在1939年种下的复仇的种子结出的苦果吗?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能保证自己的选择就是正确的吗?你能保证自己心中认为的正义就是真正的正义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没有身处其中,自然不会懂得一些人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比如为信仰而战的、为法西斯陪葬党卫军,再比如恶贯满盈的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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