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路事件：1929，中苏之间的武力冲突

作者: 明河在天 | 来源:发表于2018-01-19 16:06 被阅读666次

【节选自《南京政府那十年》第二卷】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孙文晚年对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民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国民党问鼎以后，为了凝聚人心，获取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便将修订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外交纲领。

本来，在北京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在全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影响下，也曾与列强谈判修订不平等条约；可惜由于内政无多大改观，修约的收效也不会理想。

对于中国的修约主张，列强反映不一。作为最具民主精神、对待中国最为友善的美国，率先表示愿与中方接洽，并就关税问题于1928年7月向中国做出让步，南京《中央日报》如此评论道：“中美关税关系条约，是中美两国有约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中国修约运动的最初成功。”事实上，1868年中美之间签订的《中美续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应该算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8月，在美国的积极影响下，作为一战战败国的德国也就关税问题做出让步。随后，持观望态度的英国转向积极，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西方诸国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新约。而唯独日本仍持强硬态度，但鉴于大势已不可逆转，日方最后只得同意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税则。

关税自主实施后，中国的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1.3亿元增至1930年的3.8亿元。关税条约的修订成功，使得国民政府在修约问题上信心大增。然而，就在领事裁判权的交涉进入关键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迫使中国外交的中心随之改变。

与苏俄的关系问题，也是国民政府的重中之重。1928年2月，在因广州暴动与苏俄闹翻之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继续对苏俄予以抨击，宣称苏俄“踞民族统治之榻，而枕共产之梦，继帝俄南侵之野心贪欲，而变其策略”，会议通过决议，凡与联俄容共政策的有关决议案，一律取消。

1929年初，有鉴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统，苏俄有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不愉快的分手，加上苏俄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双方的互信薄弱，关系的重建相当艰难。蒋在1929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外方针，亲美联英，排俄拒日，此其大致也。”可见其对苏俄的抵制心理非常强烈。

正是在此一背景下，加上中东路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中苏“共管”的体制矛盾多多，而南京政府又存在严重的形势误判，终于导致了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

中东路，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是以苏俄境内的赤塔为起点，以海参崴为终点的一条铁路，全长2186公里。1903年，由俄国出资建成通车。

该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是由满洲里到绥芬河的干线，长1484公里，还有一条从哈尔滨到长春的支线，长241公里。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约，规定该路由中苏两国共管，但是苏方并未履行协约，铁路利润的使用和分配权也完全由苏方把持，这造成了东北地方当局的强烈不满。

东北易帜前夕的1928年12月22日，张学良下令强行接管中东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站，并抓捕了数名苏方管理人员。不久苏方表态，愿意在业已签署的苏奉协议的基础上，谈判解决所有争端。

然而，在蒋的反共反苏的言行鼓励下，欲演出一场“爱国秀”以巩固自身地位的小张，却拒绝了苏方的要求与建议。蒋还拉着小张，合谋夺取中东路，同时打压中共的北方靠山——苏联！

在上一阶段的权力之争中，张打击了旧派，提升了了一批少壮派，少壮派出于自身利害，也竭力鼓动张夺取中东路权益【参见何志明、孙圆《中东路事件之原因新论》一文】。

东北地区随后掀起了一股反共反苏的热潮，1929年初，地处哈尔滨的苏联《群众之声》报社被查封；几天后，中东路铁路工会被查封。

苏俄领导人对此表示震惊，并对未来局势的发展表示了巨大担忧。为了化解中苏矛盾，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的加拉罕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应该“以相互平等的姿态出发，合理分配权力，不允许一方的权力无限化，也不允许把中东路所获利润都储存到苏联境内的‘远东银行’里”【参见《皇姑屯事件真相》】。

然而加拉罕的建议没有获得莫斯科的积极响应，红色沙皇自有他自己的盘算。另外，促使中东路局势迅速恶化的，也包括了英法尤其是日本的推波助澜，他们都希望假他国之手消弱苏俄的力量。

在中东路冲突不久，日本人就通过手中的媒体向外界散布消息称：为防止中方抢夺中东路权，苏俄已决定把自己手中的股份转让给第三方，而且是一个强大的第三方。

这一消息传开后，上海的媒体于1929年元旦向全国的爱国人士发出呼吁，并要蒋、张尽早收回中东路股份，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有的媒体则指出，这个第三方是“法国”。但无论是何指，一时之间，有关中东路股份转移之说甚嚣尘上。

为防节外生枝，小张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不仅拒绝了由加拉罕提出的在哈尔滨何谈的建议，还仿效其父的作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内举行共产国际秘密会议的事件”。

为声援小张的反苏行为，蒋于1929年7月初专程来到北平会见了张，他鼓动对方下决心从苏俄手中夺回中东路权，并彻底清除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势力。

其实，老谋深算的蒋是要达到自己一箭三雕的目的：第一，借张的势力打击苏俄，以铲除其对北方地区中共的援助与影响；第二，利用苏俄的军事力量消耗张的东北军的实力，以利于其实施“削藩”大计；第三，挑战了红色政权，也是向西方示好，更加便于英美路线的通畅。

正是由于蒋的挑拨鼓动，不自量力的小张大踏步地向着一条耻辱之路迈进。

7月2日，张学良下令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

5日，蒋给小张来电称：坚决收回中东铁路全权，不得已时可与苏俄绝交，在东北边境可布置军力以备不测。

11日，张学良以两个旅的兵力强占中东路管理局。13日，苏俄向奉方发出了抗议照会。15日，蒋继续鼓动小张反苏。

18日，苏俄正式宣布与中国断交，随后，中苏边境地区便发生了数起小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中国方面尤其是蒋、张很可能是低估了苏俄的实力，俄国在日俄战争、一战时的表现的确乏善可陈，可是经过三年内战，苏共所领导的军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一批像加伦这样的名将脱颖而出；而且整个苏俄的体制就是战争动员型，一心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工业，全苏就是一个战争机器，民生尤其是粮食生产严重滞后，乃至人民食不果腹（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虽然反映的是俄国内战时期的情形，但苏俄的农业及轻工业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在这种变态体制下饥荒现象时有出现）。

而由于苏俄社会控制的极端严密，极权社会已在初步形成之中，有关苏俄的信息外界很难得知，因此误判形势是很正常的。后来苏日的诺门坎战役，日本也是吃亏在敌情判断不明上，以致低估了对手。

20日，张学良鉴于苏军的调动情况，预感到仅靠东北一地难以应付，而且他也需要蒋与他共同承担风险，所以特向蒋求援，希望中央赶紧给予支持。

然而，小张没想到的是，大战邻近之时，老蒋却撒手不管了。直到几十年以后，小张对此事还耿耿于怀：“南京只管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见《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当断定蒋无意帮助自己抗击苏俄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小张极不情愿地向苏方提出和谈建议，但由于蒋的从中作梗及苏方的刁难而未能如愿。

从最近解密的苏俄档案看，苏俄早就想跟东北军打一仗了，但是此前苏俄是投鼠忌器，害怕日本因此而产生恐慌。如今，奉方与日本已经闹得很不愉快，在未来的苏奉冲突中，日本很可能要坐山观虎斗，于是红色沙皇便最终接受了苏军最高指挥官的多次建议——武力解决与张氏父子的冲突！

来自北方的狼虽然披上了羊皮，可终究还是要暴露出它那狼的本来面目！外蒙在苏俄的保护“独立”了，接下来就是争夺东北的权益了。

1929年8月6日，苏军受命迅速组建了一支苏联红军特种部队，在这支部队中，不仅包括了从欧洲调集来的5个整编连建制的德国志愿军、一个加强营兵力的朝鲜志愿军，也包括了时在苏俄学习军事的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刘在苏俄学习时，感受到了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是反感，然而身在曹营，有些身不由己【参见《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这支苏军特种部队最后确定由拥有中国经验的加伦将军统帅，主要兵力后来由三个师增加到五个，总兵力约10万之众，配备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武装。8月19日、9月25日，苏俄政府通过塔斯社向全世界播发反对张学良及南京政府的声明，这等于向中国宣战。

奉方所动用的兵力超过了10万人，占到了总兵力的近一半，但其总体实力由于多年参与军阀混战而下降很多，何况以东三省之力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抗一个军事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