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耐得孤独的，是位于颍东杨桥乡竹林环抱的老队长家那三间老屋了。我们知青点与队长家斜对门，我目睹过那个老房的变迁。
我们插队时就看到过那三间老屋，它是哪个年代的不清楚，老队长每天出入那两扇乌黑破旧的门洞。里面还像藏着外人不知的秘密。雨日，风裹着雨鞭，无情地抽打。蒙蒙的雨雾中，似一叶孤舟，飘飘摇摇。有狂风旋过，抓走一撮檐草，那屋却岿然不动。屋的墙是黑土捶夯成的，屋的顶是麦草盖的，裸露出的是垄起的土地的色彩。压脊的泥土里，每年随季节，自生自枯一丛蒿草。特别是夏季的暴雨，它摧残了一批蒿草，也滋润了一丛翠绿。
到了秋末，屋顶上的绿色褪了，黄色的草败折掉，那耸立的草就清瘦许多，如逝了青春的女子，等待着寂寞的冬日。那屋里的人却是耐不得寂寞，高楼大厦里的人所做的，他们亦已做了。
这些年，风开始暖暖地吹，吹绿了河畔。老队长从屋里跚跚地出来，坐在日头晒热的石墩上，望着日头慢慢地移，那花白的胡须如丝锦似飘着。老人咳了一声，很闷地响。这时，就有几只母鸡相争啄食，待到一只很肥的四眼狗欢欢摇着尾来，老人已端起二尺长的烟锅吸了。狗只好屈着后腿蹲下，静听着老人喉咙响。
老队长吸着烟，看着从嘴角漏出的一缕细烟，慢慢地在阳光里化了，就将烟嘴儿从嘴里抽出来。
老队长知道了自己的寿数。
老队长便想着一辈子的事。老人兄弟四个，老大老二是秃子，自然是打光棍，中年的光景，就尽了寿数。老四幼年有疾，父母无钱医治，家境寒苦，只得送到庙里做了和尚，虽活到花甲之年，终因年轻时未能婚娶，一生也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惟独自己这一支脉，却还人丁兴旺，生有三男一女，个个都已成家立业，子女满堂。自己土改那年就当上队长，一干就是五十多年，他作为全国劳模到苏联参观过，这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日子，他逢人便讲，大家伙只是伸着脖子听，不敢过多评论，苏联当时可是我们尊敬的老大哥呀。他熟悉这个庄的每个旮旯角落，辈数也是最长的，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夏季拖着芦席到场上睡觉，我们几个知青就让他讲当地风土故事。老队长吧嗒着呛人的旱烟袋，不慌不忙的讲起庄南头水塘阴雨夜鬼妖大战的故事。他能从天讲到地，直讲得我们昏昏睡去，他才止住话匣子。他认为人活着为了干活吃饭，养儿育女，老了就应享受天伦之乐。
前几年卸掉队长，除了庄前庄后闲转悠，就没其他事要做。大儿子接他去哈尔滨，他说那里天太冷；二儿子让他在广东生活，他和老伴舍不得喂的鸡、鸭、鹅、羊，蹲了十天就闹着回来了。可他年纪大了，最多想起自己的“家史”来。想着父亲盖下的这三间老屋，他就不禁生出些许怀念之情。当时，他的父亲盖屋时，就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测了地脉，他的父亲才卖了几斗麦子，盖了起来。他的父亲将这三间草屋分给了自己，却不给一碗一筷。他父亲私下对他说：“家什是自己挣的，福气却是祖宗留的。”
又是一个艳阳天，炊烟在老屋顶上弯弯缕缕升起来，风欲将扯直，烟却被日光化了，变作晕团，细眼儿眯着，是渺渺茫茫仙气的模样。屋脊顶的腐草又绿了，后墙上的阴苔也青茸茸地鲜活起来。一只红冠子的母鸡，刚生出一颗热蛋，便满院兴冲冲地唱着，唤着老队长喂一把玉米。
老队长忙着午饭。那鸡便一跳，扇了几翅，站在墙头上，又高声地朗叫。一会仍是无人应声，母鸡就有些委屈，再一跳，就登上老屋，用爪子刨着屋上的草。
屋子老了，就有一层草灰飘落下来。
老伴这才从屋里捧了粮食撒进院里。鸡群就齐齐地蜂拥而来，那只生蛋的母鸡却只啄到了几粒，也就满足地混迹在鸡群之中了。
一切都是安宁的。
夏天和秋天，老队长平安地走了过来。到了冬季，他便觉身子发沉，四肢疲惫难动。开始是老伴搀扶。后来，他越发沉重了，只得由儿女们侍候。
老队长临终前一个多月，躺在床上。老屋里的气味就熏得爱干净的小儿子、媳妇躲了出去。老伴有些恼，就朝儿子们说：“你们小时候，可都是屎尿在床上的，我和你爹嫌弃过？你们也有老的一天。”
儿女们便有了愧意。
正月里，老队长逝去了。白雪覆地，老人的十多个儿、孙媳们披麻戴孝，踏着积雪，簇拥他走上冥冥之路。我们几位知青也赶去帮忙。
今年我去茨淮新河钓鱼，又开车到当年庄里转一圈，看见那三间老屋依然歪斜立在夕阳余辉里，里面空荡不再住人，门上钉有村委会告示牌：“危房，属于拆迁范围！”
那三间老屋也到了寿终正寝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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