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这就是很多专家乐此不疲的。
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
虽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足够复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常怀无力之感，但在一片含泪的微笑中，在打破一些幻象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些苦涩而甜蜜的想象，而它并不是虚妄的。
申请签证时，唯一的办法是装成无害的白痴，什么都不懂。我成功了。
当我离开时，一种奇特的疲惫感袭来，混合着屈辱与难以置信。我将越来越熟悉这种感觉。
至于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这个行业的伦理之一便是尽量不直接干预观察对象。
它以抖擞的语气写道：“文盲缺乏能力与信息，是国家整体水平提升的障碍。”我不知道文盲要如何阅读这个告示。
泰半 抽冷子 挹注（比喻从有余的地方取些出来以补不足的地方。） 勃谿 吵架，争斗。 犭更
非洲语言是一种音调语言（tonal language）
我便由极端匮乏摆荡到极端丰盛。
城里到处都是闲逛的公务员、流浪者、宪兵与满街的孩童。
他们多数人从未到过大都市，镇上也没有摄影师，是怎么搞来的照片？仔细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才发现是一个人的照片大家用。
我的麻烦不止于“阴部问句”。“今天，你的天空可晴朗，屄？”我起身与祈雨巫师礼貌握手，说：“对不起，我家里正在煮肉。”至少，我认为我是这么说的，却因为音调错误，一脸错愕的宾客听到的是：“对不起，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做爱。”
煤油冰箱必须避免干燥、潮湿、地面不平，运气好的话，它或许愿意制造一点冷却效果。
他们以葛思（gerse）形容啤酒制造过程，意指“奇迹”、“神奇”、“神妙”。
菜单选择只有两种：吃或不吃。我选择了吃，结果却没吃。他们用搪瓷大碗端上一只牛蹄，泡在热水里。并非做成的食物，而是连皮带毛带蹄、货真价实的整只牛蹄。
许多人还效仿我，刻意拔掉门牙。
这些家长只给孩子准备传统午餐——啤酒，学童到了中午就醺然大醉。
我叫道：“够了！叫雨停止吧！”他眼睛淘气地一闪：“一个男人可不会在一天内结婚又离婚。”
我和他们一样，只是看到想看的事。田野场上，人类学者极少被周遭人的“假”信仰干扰，他只将它们一一分类，然后看这些数据如何拼凑成图，学着以平常心面对这些信仰。
一种冷静的宿命情绪降临我心。事情该拖多长，就得拖多长，担心也没用。田野工作者的特征包括心情要能随时换挡，一旦面临上述情形，就切换心情，让事情去自生自灭。
我们一起抽烟，笑谈孩子的无知恐惧。通常我不抽烟，但是我发现一起抽烟、分享烟草可以创造社交亲密感。当我离开时，一位女孩放声大哭，抽噎说：“我要看他脱下皮肤。”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专心想学什么，没有不成功的。直到一年后，我第一次听到多瓦悠人称呼我为“我们的白人”，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我相信人类学论文之所以充斥资料搜集，并非源自它具有高度价值与趣味，而是来自‘’凡有疑惑，便搜集事实”的态度。
田野工作者无法预知哪些事实到头来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一旦他将某些事实记录在笔记本里，写论文时便很难舍弃不用；他会记起搜集此项资料时，他在大太阳底下跋涉了多少英里，花了多少小时才逮住正确的人。此外，过滤资料会对你正在做的研究形成预设观点，但是多数人类学论文的动机只在“写论文”，并无其他。
我遁入田野工作的“换挡心情”，一种生命近乎停摆的状态，一耗数个小时，不会失去耐性，也不觉挫折，更不期待精彩事发生。
比起村里的嘈杂混乱，暗夜丛林里宁静安详，我可以逃离人们的注视、指点、叫嚣与诘疑，重拾我在非洲生活的第一个折损品——“私生活”。丛林夜行后，我总倍觉精神抖擞。
阳台正前方是通往城镇的干道，背后是月光笼罩的山头，嘈杂与闲逸在此美妙处所兼容并存。
我掳获了卡潘老人的心，他陷入叹息、呻吟、咯咯欢笑的狂喜状态，好像老姑婆看到最喜欢的侄子。
非洲社交生活贫乏，通奸是最大消遣。
发现世界这么小，而且依据非洲扩展式亲属关系运转，真令人欣慰。
“泼洒头颅”这是头颅祭的名字。死者的妻妾在最后一次辞别丈夫后，被当成刚受完割礼的人。共同特点是接受割礼者与寡妇都经过一段时间隔离，可以再次融入社会生活里。
象征主义领域的困难在于，你很难判定哪些资料可用来解释象征体系。你试图勾勒多瓦悠人的世界——他们如何建构与解释自己的宇宙观，但此类数据多半属于意识不及的范围。你不可能直接问多瓦悠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它太模糊了。解开宇宙观之谜，某个词汇、信念，甚至某个仪式的结构都至关重要，你必须将它们组织起来。
平常如果数头牛同时要阉割，地点会在男孩割包皮的小树林，又是人认同牛的另一明证。
经此事件后，我和玛丽约便产生出戏谑关系，可以相互欺骗愚弄。
怀孕女人进入打谷场可能会早产。我的小米生长与女性生育对称模型终于保住了。
人类学领域里，假设获得证实的机会很少，理论模型得以确立是我亟需的士气提振。
官方宣布喀国唯一政党推出的唯一候选人赢得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戏院观众在黑暗的保护下发出嘲弄嘘声，我觉得这才是健康表现。
从物质角度看，这趟探险并不成功——底片没了，笔记也完了。但是，照片与笔记不过是（也应该是）激发概念的工具。
殖民时代，你不能与非我族类（包括社会阶级与信仰的不同）发生性关系，现在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你很难想象早年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可以自由行走在“野蛮人”中，不必担心受侵犯，只因为她不在可性交对象的图谱里。
多瓦悠人用单一模型统合所有繁生面向，雨季到焊剂的更迭则和未受割礼的“湿”男孩蜕变成受过割礼的“干”男孩联结起来。
通常，人类学家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虽然他知道影响势不可免。
人类学者多少还是会改变他的研究对象。我的另一大成就是“地名研究学”。我的菜园证实特别适合种植莴苣，数年后，他们改叫它“色拉之地”。
副县长尚未离席前，大家都不准离开，我们在大太阳下快枯萎了。一大群跟着妈妈的小娃儿开始尖叫哭闹着要走，据说是妈妈故意掐哭他们。
根据经验，喝混酒可不妙，我只浅尝为止，其他人则说还要再喝酒。
欢乐吟唱被打断，一个狱卒拿出录音机，打算录下他们的歌声却忘了付钱，这际遇叫我大吃一惊。我决定明日问问祖帝保，我为何幸免此等待遇。
分离带来空虚，一种淡淡的无边寂寞感。很快你就忘记田野工作多数时候极端乏味、孤寂与身心崩解。金色蒙雾降下，原始民族开始变得高贵，仪式变得更震撼。
为了达成现在的某个伟大目标，过去无可避免地被重组了。
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唯有最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过一段时间。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
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长期独处后，礼貌性谈话也变得非常艰难。
接到自己寄的包裹本来就是奇怪经验，微带一种人格分裂的味道，尤其寄件的我对收件的我而言，已经逐渐变成陌生人。
但是想要获得特殊成就，总要有一般能力做基础。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数据不恰当或者无关。若非去了多瓦悠兰，我不可能有此能力。
意见相左的结局是浪费更多时间与心力，还不如简单地消极顺从。此种权宜之计是“调整事实以顺应官僚”。
他的眼睛泛起诚恳泪光，我们显然抵达交涉的高原。
这辆计程车一应俱全，有不断喧嚣放送音乐的收音机，还有一个每一次踩刹车就会发出金丝雀叫声的玩意儿，以及涵盖所有信仰、适用所有绝望状况的各式护身符。
出于泉涌的兄弟团结情，他坦承知道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以赞许的眼光上下梭巡我：“通常我不告诉别人这个地方。”我尽力摆出受宠若惊的样子。
异文化的相互观感一向很有趣。
回忆会戏弄人，不是美化事实就是简化事实。
这些人一辈子没想过离开出生地二十英里远，他们生于斯、死于斯，终生视线不离开同一座山。但也生动记录了任何人如果愚蠢地远离亲属网络与血缘建立的小小保护圈，便必须面临接踵而至的危险与苦难。
一轮凸月自锯齿状的花岗岩山头慌张浮起。
旗杆上方，国旗软垂于无风的空中。
此后，他每次碰到我，都一再询问甘地夫人真的不是甘地的女儿吗？搞得我也开始怀疑自己，原先的笃定被他的焦虑询问搞到冰消。
人类学家对“沟通民族志学”颇感兴趣，因为每个民族针对哪些事可说、哪些事不可说，都有自己一套规范，还有搭配其内容与脉络的风格。借贷，只能纸写，不能言说，实是非常有趣。
情书大全里搜罗下列有用资讯（以尼日利亚为例）:“永远记得爱情甜蜜如蓝色，因此应以蓝色信纸书写，因为蓝色永远代表深爱。”
另一封书信样本写道：“我是来自玫瑰地的捷豹琼丝，我是玫瑰花后，地方上的人视我为恬静女士，但是你的出现炙烧了我的脑袋，让我情绪不稳、工作不力。”
我该不该未经邀请便直入酋长的院落，颇费思量。毕竟，我的茅屋在酋长的院落内。但是我决定就算要犯错，宁可错在礼教过周，也不要错在亲疏不分。
大家可能狐疑割礼为何普现于世界各地，人类学家又为何对割礼如此着迷。割礼是生殖器受损，理应十分痛苦与不悦，人们最不想做的事应当就是“自残”。但是如果你阅读有关性器的各种习俗，你很难不认为——性器割损之所以如此普遍，就是因为它很痛。
人类学家对割礼之所以维持高度兴趣，是因为他们将异民族视为纯然“他者”（Otherness）。如果割礼仪式能被“解释”，而且跟我们的生活形式建立关联，这种“他者性”就可被移除，人类学家便觉得获致何谓“人”的某些普同意义。
有关割礼的象征意义，人类学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象征牺牲、承受痛苦，有人认为是婚前准备、象征生殖器神圣、警告不得滥交、卫生措施、象征去势（去势本来指从雄性个体中摘除精巢之意，但实际也多包括雌性摘除卵巢）。
女性割礼，这种习俗近来广受重视，被视为是男性宰制女性的邪恶计谋。女阴割礼在某些文化里被视为是女性守贞的象征，未受过割礼的女孩，可能在及笄时乏人问津，因此很难扫除这种习俗，成为被女性主义学者抨击的“男性控制女性情欲”的手段。
不管到了哪个村落，人类学家都是讨厌鬼，总是以难堪问题骚扰无辜之人，大量汲取村人的耐心与善意。拒绝对自己落脚的社区略尽绵薄，实在说不过去。
我灵光突现：“它是诅咒的反面。它代表许多好事情。”
哦。这是人类学著名的“比较法”的实际运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我们原本对某个习俗只有一知半解，直到双方拼凑后，才窥知全部意义。
我不安地发现祖帝保迫使我深入不属于多瓦悠的思维路径。在这之前，我对西方人举杯祝祷并无清楚想法，我不知道我们为何如此做、期望这样的举动产生什么效果。这个启示真是醍醐灌顶。
田野工作似乎由两种日子组成，一种是事后完全无法重新建构的一大片时间，因为啥也没发生；交替出现的是活动密集的日子，好像搭乘云霄飞车，在好运与灾难间爬升又坠落。
人类学家异于常人处在我们拥有切换“备档心情”的能力，面对灾难挫折，便遁入其中。备档心情是迹近停止生命活动、不起一丝情绪，任由恐怖厄运或者连被滋生的小麻烦淹没自己。
活在世上，顶顶重要的事是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具有吸引力。
某部感人的驱蚊剂广告开宗明义：“两千人中只有一人对蚊子毫无吸引力。”悲哀的是，此刻我坐在阳台上，痛苦确知我不属于那两千分之一。
生命充满“当时当刻”看来完全合理的事情，许多行为事后观之，根本诡异不可解，但形势逻辑纯粹因时因地而异。
抱着猴子在电影院看电影，猴子将芒果喷吐在观众身上。观众厌倦乏味的电影，纷纷向小贩买芒果，撕咬果肉，对着猴子喷吐——不可避免，也喷吐到我身上。笑死了
当院落人去楼空，屋舍便被弃置。热带雨冲刷，原本建构院落的泥土回归大地，只剩下当初用来做茅舍与谷仓地基、现在看了徒然令人心碎的一圈圈石头。此景真是考古学者之大恸、地质学者之大喜。
因为一个族群如果失去认同，最令人类学家扼腕的是世界失去了某一特殊“世界观” （vision of the world）。世界观是一个民族数千年互动与思考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
老人家——年过四十者——的脚趾与手指特别容易出问题。针对患病部位的“激烈处理手法”是以斧头或锄头砍掉它。
酋长与他兄弟、所有人都没乳头，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我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荒谬之感迅速取代苦楚失望。
我前次造访多瓦悠出车祸撞断而后在英国修补好的门牙突然断成两截，让我一脸发呆且迅速成为贫齿动物。
约翰巧手一挥，拿出热烫的假牙，迅速涂上树脂，用晒衣架固定在我嘴里，再加上吹风机一阵热风，便完成了整套手续。
这类社区计划总是看似合情合理。拒绝合作显得自私无情，它们却往往充满实务与道德上的困难。而且，动机未明。
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自私的。
多瓦悠人就这样快乐生活在各式禁忌织成的网络里。万物皆需适时适地，方给人一种安心感。
技术过程不仅用来产制物品，也提供我们对其他事物（尤其是我们自身）的思考模型。泵的发明便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心脏的运作，电脑的发明也取代原有的电话交换机模型，让我们对人脑运作模型有了全新的思考。对多瓦悠人而言，制陶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将人类的成长与岁时更迭结合在一起。
在其中，田野工作者被勾勒成满心欢喜沉浸于田野经验带来的无上乐趣的人。
这是一个典型例子——把自己的每次不幸都变成研究题材。336
理论上，你几乎可以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旅行到另一个角落，只是我们往往为恐惧所困。
马修与我走到村落入口，此处，看似道路的东西消失殆尽，变成山径。道路与山径的交界口是重要的仪式十字路口。不仅西方文化里，十字路口与各式信仰联结。逻辑伦理上，它们也非常有趣，因为十字路口有位置却无延伸，就像几何学上的点，它同时属于几个不同路径。它也是多瓦悠人弃置仪式危险物品的地方，像是个方便的“文化三不管地带”，用来弃置悼亡的服饰与人类污秽的残蜕之物，譬如毛发。
疾病最能划破人们用来隔绝以保护自尊的种种虚饰。
那天的多瓦悠和他共谋，完美嵌入一幅充满乡间宁静与满足的田园诗歌图。村落洋溢善意温暖。鸡儿不尖啼，而是鸪鸪叫。孩童就像至纯的喜悦，笑声如同妙乐撩拨人耳。牛儿低声哞叫，流洩xie出心满意足。
就连农地看起来都显得富足丰美，似乎无需人类的努力就自然如此。放眼望去，处处弥漫奢侈的宁静祥和，好一幅伟大的宇宙骗局。
人类学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礼物馈赠，指出它在联结个人与团体、进而形成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因此，希望成为人类学家将发现礼物馈赠是收获颇丰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与研究对象建立联结的有效方法。
我是一定得送礼的。不管哪个文化，送礼都需要一点细腻触感。礼物必须恰到好处——西方文化里，你不会送男人花。赠礼方式也必须恰如其分——在多瓦悠兰，你当着众人面送某人烟草为礼，等于没送，因为马上被分抢一空。
更何况，礼物如果太重，受礼者也会觉得很尴尬。
这类意外会大大冲击人类学者。这会是某个桥梁，让我们对人心的本质有更多了解，或者是通往某个异文明的重大发现？几乎不可能。但重要与否，也很难有先见之明。毕竟人类学家常是在洗澡、打板球或切章鱼时，才突然灵光一现。保险做法是将这些资料建档，写在笔记本里。
事隔多年，打开来，看到墨迹曾被喷溅的河水渲开，棕色拇指印弄脏了字迹。这时你会兴起愤怒之感——“这里面一定有些东西人类学家可以解谜”，伴随而来的感觉往往是“我压根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
植物的外观与分类标准无关，而是某种植物可治疗某种病，而另一种植物可治疗另一种病。
人类学另一铁律是当你研究的异文化看起来越来越正常，就是你该打包回家的时候了。
“人们站在太阳底下太久就会头痛，因为制造了太多氧气。”
人类学家却都知道研究计划根本是虚构小说，追根究底，不过是开口要求：“我认为这个很有趣。能否赏些钱让我去看看？”
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选择重返生活极不舒适、有时充满危险的世界一隅，足资证明面对好奇撩拨，人的记忆有多短暂、常理判断又是多么脆弱。
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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