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互联网越普及，所谓的“键盘侠”也越来越多呢？
是素质低的人增多了吗？
然而，阿普特告诉你，不是素质低的人增多了，而是社交媒体开始扭曲我们心中的评判表。
这是什么啥意思？社交媒体不是能增长我们的见识、开阔视野吗？怎么还扭曲了在我们心中的评判表呢？
先等等。
不可否认，在这一个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受益于互联网，可是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体真的是每一个都利于我们的吗？
未必，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只会关注与我们观点、看法相似的信息，尤其是现在所有社交媒体都有一个类似于“个性化推荐”的推送算法下，我们每天所阅读到的文章大概率都是相似的。
这就造成了回声室效应（echo effect）。
什么是回声室效应？
它指一个人发表意见，其他人的反应都是完全同意，正如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我们只能听见自己说话的回声。回声室效应降低了我们主动自省及反思评判的冲动。
我们只会受与自己想法相近的帖子吸引。我们更会倾向于认为来自朋友的评判远比来自陌生人的评判更可靠。
研究发现，回声室效应能让我们的视角僵化，甚至会让我们强烈抗拒不同的视角。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会加深固有的偏见，而且对恶人效应造成的伤害无动于衷。
说到“恶人效应”，你是否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类似的留言呢？
视频中，一个内心绝望的女子站在高楼顶端，内心挣扎，准备结束这一生。然而，在这个视频下面，零星点缀着“你就快点跳”这样类似的留言。
是这个留言者心中毫无同情之心吗？
可能并不是，这个留言者可能在现实中充满同情心、自我控制力，甚至是宽宏大量等品质的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呢？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拥有截然不同的品格并非因他们平日掩藏了真正黑暗的内心，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评判表已经不把网络言谈看作人际行为。相反地，他们的反应模式更像是在与电子游戏里的虚拟人物交流。
尤其是，在这个以“流量为王”的当下，出现越来越多为争夺大众注意力而产生的恶劣竞争。
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在表达不满之后不会立即得到反馈，于是，恶劣行为（伴随着多巴胺高潮）变得更加春风得意，无遮无拦。越是对人身进行攻击，越是用词卑劣，网站的其他用户奋起加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种连环传染性就被称为“恶人效应”。
那么，为什么恶劣的行为与语言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这就是第二个潜藏在社交媒体中的想象，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
这个词来自于苏联心理学家布尔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她年轻时曾在柏林求学，她的教授提到，饭店的侍者似乎总会更记得那些未付的账单，而不是已付的账单。
因此，她提出“恶意留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是因为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
后来，她的同事玛丽亚·奥夫相基娜（Maria Ovsiankina）将之更进一步发展，承认“未完成的事情”能制造持续性的、侵略性的思想。
所以，在沉浸于社交媒体时，当我们受到内心或外界的责备时，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进行消化，尤其是消化责备所带来的焦虑感。
在消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再一次接受相似的信息，就会加长消化时间，甚至难以消化。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生活或工作中，当我们受到责备或批评，且并未被告知犯了什么错时，我们的脑中就会一直循环地播放这句批评。
因此，责备他人的话更能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所以，在社交媒体中，负面的信息比正面的信息更容易被传递。
然而，从进化角度来说，负性偏向是适者生存的体现，遗憾的是它在社交媒体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把好处带给坏人，却让受害者全无招架之力。
恶人效应与负性偏向这两个现象使社交媒体更容易扭曲我们的评判表，让应该值得赞扬的事情受到错误的责备，而让应该需要受到责备的行为却得到了赞扬。
最严重问题并不是潜伏着这两个现象，而是社交媒体会剥离了我们自身所有的共情能力。
而共情能力是让人类得以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心智直观能力、理解力、团结力和构建宽容社区的奠基石。
那么，什么是共情力呢？
普遍认为，共情力一般指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
自身痛苦与他人痛苦之间的神经联系，为共情铺垫了基础。当共情被激发时，我们会连忙跑过去救援、捐款、无偿地做出奉献。
乔纳森·海特认为，共情能触发一种被称为“蜂巢开关”（the hive switch）的东西，开启群体的合作精神。
当蜂巢开关处于开启状态时，其他人会变得“像我们”，他们的困难让我们感到道义上的紧迫感，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工作，仿佛同一个蜂巢里的蜜蜂。但这个能制造群体内部（“我们”）协作精神的蜂巢开关也能制造与其他群体（“他们”）的竞争与冲突，并关闭我们对他们的共情。当我们将别人看作属于我们的蜂巢或群体之外的个体时，我们就会关闭共情，漠视他们遭受的痛苦，甚至幸灾乐祸。
因此，共情有两个层面——痛苦与洞察。当我们感受共情时，我们不但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也能理解他们的思想、愿望和感受，我们理解他们做选择和决定时的背景缘由。
可是，当人与人缺少面对面交流时，面对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手机屏幕等电子设备，我们察觉一个人脸上的复杂信号或声音中的重音变化和寻找适当词句时的迟疑难度增加了，让我们难以接收到这些关键信号。
然而，正是缺少这些关键信号，共情能力就难以发挥作用，这就导致心智直观能力也无法传递出恰当的信号，我们也因此无法做出更恰当的评判。
因此，社交媒体的使用诱发了人们的评判力危机。
恶人效应、负向偏移以及共情能力的降低，让人们的评判力变得岌岌可危，从而在互联网越普及的情况下，自身评判力受到社交媒体影响的人也就越多了。
《赞扬与责备》，【英】特丽·阿普特（Terri 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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