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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第四节 帝国的东北地区
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篇幅来审视河朔藩镇内部的发与河东这两股外部势力崛起前，三镇内部的矛盾才是主导它们各自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
藩镇的“承袭”与否，一直是德宗与两河等镇纠结的根源，唐廷与旧四镇间的战事由此打响，新四镇相结的叛乱联盟亦由此再度成立。
对比德、宪二帝对两河藩镇的战事，我们可以发现，宪宗君臣比较早地就意识到“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无法一蹴而就，因此，相较于德宗兴师河北时的意气奋发，宪宗对待河北藩镇其实是更委婉妥协了。于是宪宗“元和中兴”的成功，自然也就不是建立在完成这个曾经让德宗孜孜以求的目标基础上的。
对于此后即位的穆宗及其臣下来说，也许正是没有意识到宪宗“元和中兴”在河北的成功，其实恰是以向河北藩镇妥协为代价来实现的，因此当他们再一次试图将河南、河北等同视之，并且以强硬的措施加之于河北三镇时，他们发现，唐廷现在连宪宗时代所取得的对河朔藩镇的主导权都已经丧失了。
由武宗时代最终确立下来的“河朔旧事”传统，是唐廷与河朔三镇在名实方面妥协的产物。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加剧了河朔藩镇的割据状态。但如果以唐廷在大中（ 847—859 ）以后，“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櫜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的状况来看，“河朔旧事”传统的确立，倒真是帮了日趋孱弱的帝国的大忙。因为在唐末动乱之际，这样一个具有“旧事”特权的河朔，却真成了基本没对帝国造成太大威胁，甚至还可以提供给帝国些许援助的地方。
在主观上，唐廷也已经不想再去干涉河朔了。换言之，唐廷的离场，既是一个关涉其政治能力的问题，更关键的，则是一个关涉其政治理念的问题。这个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河北对帝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它对帝国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从德宗朝到武宗朝，在唐廷处理其与河朔藩镇的关系中，对后者的擅地自立，唐廷从名实两方面都予以坚决否定，到名义上反对而实质上承认的暧昧妥协，再到名义上都可以不去计较“顺逆”与否，最后则是折中为在保证朝廷“事体”的前提下，公开承认“河朔旧事”。这背后，暗藏着的其实是一条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逐渐压倒旧有意识形态桎梏的逻辑链。 9 世纪后的士人逐渐意识到，河朔藩镇至晚在大历末年即已形成的“意在自保，势无他图”的心态，决定了它们实际上已经不构成对帝国的致命威胁。而以当时的环境来看，河北的存在与否对帝国的正常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它既不为帝国提供财赋，也不为帝国分担近在咫尺的边境压力。
几进几出后的离场，昭示了唐朝对河北的最终“放弃”。不过，我们也不要因此就过于贬低了唐朝的政治理念。因为在姑息河朔藩镇的同时，唐朝对三镇以外的其他强藩，比如位于河南、河东的两个大镇淮西和泽潞，另一种与对待河朔三镇相反的态度也变得逐渐明晰了。
身为河北、河东两道采访处置使的安禄山，其所真正有效控制并借此发动叛乱的地区只是两道北部近边地区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近边地区差不多就是此后的幽州镇及代北，也就是石敬瑭割让的幽云十六州。
松井秀一先生曾对比过幽州与魏博、成德两镇和唐廷关系的差异。他指出，不仅幽州存在着更为强烈的反唐情绪，而且唐廷对待幽州的态度也比对待魏、赵二镇更淡薄，芥蒂更深。
幽州的这种恭顺甚或依赖，更多的还是基于现实利益考量下的行为，而没有生发出情感上的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唐末黄巢起义，中央威望急剧衰落的时代，与成德节帅王景崇“贡输相踵。
张弘靖被囚事件中，弘靖幕僚以“反虏”、“土人”这样的称呼来诟责燕蓟之士时，亦能感受到朝士与幽州普通士卒间的这种成见颇深的紧张对立，而这尚发生在成功治理了幽州几十年，且对唐廷较为恭顺的刘氏家族刚刚结束其统治不久。
这种以“土人”指称幽州民众的说法，直到割让幽云十六州的石晋时代，仍在被当朝的士大夫们所使用。
在石敬瑭于天福元年割让幽州于契丹后，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幽州民众的抵制或反抗。契丹于天福二年（ 937 ）以幽州为南京，以及此后对幽州地区的统治仍是较为平稳的。
与幽州一样，为石晋割让的代北地区在唐代中后期的“他者”位置也很明显，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幽州有所不同。
无论对于哪个政权，如果它仅是将边地视为边缘，而无法对这个因历史等原因以致通行的常规原则无法实现其价值的地区投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那么，这个地区游移甚至脱离中央政权也许就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尽管在地理的疆界内，它可能仍是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但在身份的疆界内，它却对这个政权再无认同感了。
虽然和成德一样，幽州同样由将领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但这一将领集团逐渐从会府的牙将转变成属州或外镇的军将，并到中晚期形成山后宿将势力最强的局面。
长庆以后，随着此前统治三镇的三大家族的退出，原本军政构造颇为相似的河朔三镇加快了分道扬镳的步伐。并在最后，在两个强势崛起的外部政权 —— 宣武和河东的打击下，纷纷宣告灭亡。
以承认河朔三镇帅位私相授受为核心的河朔旧事传统，不仅是唐朝无力经营河朔的一种体现，更是唐朝无意经营河朔的一种象征。而这种无意经营，是士人经过考量河北之于帝国现实意义后心态转变的产物。而基于传统上的情感考量，士人对待河朔三镇彼此间的态度也不同。幽云在五代时期割离中原，正有王朝与地方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长期隔膜与偏差的原因在内。而当未来的赵宋王朝接手中原时，它发现，随着原先的边州地区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化外之地，它也将随时心惊胆战地应对强大的外敌 —— 契丹的威胁。
对于未来以河南为政治中心的五代王朝来说，魏博一镇却真的成了左右它们政权转移与政局变化的关键力量。五代各王朝的那些著名君主 —— 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莫不依仗魏博的力量或是靠着打击魏博的力量来建立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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