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5

读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初次看此书立即被题目吸引，我们经常所说的“开卷有益”怎么被杨奎松先生上升到“开卷有疑”了呢？这个“疑”从何而来？杨奎松先生认为“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的，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的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所以，杨奎松先生看史学界新出版的著作时，时刻保持谨慎小心，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加以严谨的分析客观还原历史真相，以期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重要”，这也是先生写此书的初衷。本书是由16篇文章编撰成的专著，12篇是杨奎松先生通过阅读现代史领域的新著作，给其书高度评价后指出书中的错误以及自己疑惑之处；4篇文章是杨奎松先生通过本身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的解读，对以往学者的推定的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其实，从本书更能窥见的是杨奎松先生的治史态度和原则。其一，“距离产生美”。杨奎松先生认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包文中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在看待事物时一定要保持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这一观点在其《孙中山爱国与不爱国》一文中有深刻的体现。我们向来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体现在“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但我们从来不提“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些许政治导向，但更多的是我们对“近距离”看待这个人物，难以保持治史的客观态度。

    其二，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杨奎松先生在《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评《抗美援朝战争史》》一文中认为“该书学术上的欠缺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引文注释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问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研究者就绝不能不加注释、不做说明地随意处理那些一般人目前看不到的档案资料。”随意处置注释带了最坏的影响是可能导致整个研究的基础发生动摇，“从而使读者对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根本上发生怀疑。”关于注释不规范的问题，想必很多领域都存在，不单单是历史学界，当以拿来警示。当然，光有注释规范还是不够的，在治史过程中我们还要避免“自说自话，述而不考的写作方式。”“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强调缜密考证，反对不看对象，自说自话。”不仅杨奎松先生一人这么认为，早期史学领域的大家也都遵循精于考辨，善于缜密的逻辑分析。著名史学家胡适曾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看出他真正的将他提出的那十字治史方法融入其著作中，其中他对《韩非》一书的考证每次读来都颇惊叹他的才学和缜密的逻辑。

    其三，恰当的解读档案资料，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从其《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的变动的历史考场》中，我们能看到杨奎松先生严谨的治史原则，他在读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文时虽然认为沈志华先生没能够真正深入到主要推动朝鲜战争的斯大林的内心世界，但杨奎松先生还说“《战争》一书对于中国参战决策过程中态度一次次变化的解释和前后经过的描述，不仅到位、合理，而且相当生动、具体。”并且高度评价了沈志华先生灵活解读大量俄国档案与中方文献并与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比照参考的严谨治史态度。这也是本书中杨奎松先生唯一高度评价的一本书，可见先生对于档案资料的运用和文献资料的解读的重视程度。

    周振鹤先生曾在其著作《白话中人》也提到这一治史原则，他认为“历史的研究无非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恢复历史的原貌，二是解释历史的过程。前者回答是什么，后者回答为什么。但历史的原貌不容易恢复，主要是因为史料的残缺造成历史链条的中断，而是假史料的存在蒙蔽了历史的真面目。”若真的想还原历史的原貌，必须拂去历史假史料的尘埃，必须依靠联想与逻辑的配合，必须有冷静正确的史观，否则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注重史料分析和档案资料的运用已经成为研究近现代史的重中之重。

    最后，要说说“问题意识”。本书16篇文章都是杨奎松先生带着“疑问”，通过资料搜集和缜密分析写成的。但不是人人都能拥有杨奎松先生这样敏感的“思考”能力以及搜索文献的能力。因此，如何能成为一个有“问题意识”的历史研究生？恐怕是当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