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札记3：
17-19世纪西方医学迅速发展，随着海外殖民扩张，西方国家将自家的医疗手段施行于殖民地或者办殖民地。近代中国医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但值得思考的是：近代西方西学真的就是如此可靠的吗？还是深受近代西方先进武器打击的中国急于寻找灵丹妙药而不顾一切吸收西方的“德、赛先生”？这种吸收是否一定可以带来进步？是否会有水土不服或者更深层的其他问题？
对西方的现代性批判，及对相关殖民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西方学者本身。但是深处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往往采取简单的二分法，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或者现代化以扭转国势，西方现代科技与制度的优越性无保留地被肯定。另一方面，对显然具有侵略性质的帝国主义采取激烈的反抗、排外、丑化。这二分法所透露的矛盾多被忽略。
“对于近代西方知识与制度具有普世价值，应为其他文明全盘学习的对象”这个假设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深刻反思，他们强调所谓的现代性(近代化)，并不应只有以西方经验为标杆的“现代性”，而应该强调多种现代性。学者也逐渐放弃以殖民地为边缘这个习以为常的方位观念，也反对以西方为主传播世界的时序观念，“即认为现代科技并非单线地从中心逐步输入各地边缘，而是西方文化与不同其他国家文化在相遇之际，产生了各具特色的现代性火花，每个地方都应有其独特的现代性。”也就是“把不同文化的多元性看成是对所谓现代性想象意义的多种诠释的可能。”
由上述结论再来探讨中国医疗制的近代性问题。梁认为，中国的近代医疗在往“近代性”靠拢的路上不可能忽略西方医疗，但中国早在明清时期对疾病观、身体观已经在经历着重要变化，其中有新制度的产生，也有新理念与观念，甚至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新措施、新习俗的产生。当然，中国早期的一些医疗技术也对西方的医疗理念产生了影响，当西方流传来的医疗不适合中国疾病的时候，西方医学者也会试着改变以往的医疗手段，加入中国医学元素，可见近代医疗的发展是西方与中国互相学习，互相发展的过程，不单单是西方推进中国无条件吸收。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医学知识，及其相关的制度具有强大的普世性，但是本身具有相当牢固的医学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如何接受这些科技与制度的融入？如何将西方的有关知识与体制转为本身的文化？”要重建较完整的历史图像，我们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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