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脑科学计划”也已经作为重大科技项目被列入“十三五”规划,许多中国科学家正在致力于攻占这个自然科学领域, 这其中就包括中科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生理学家杨雄里。
中国急需发展“脑科学计划”——中科院院士杨雄里如此说近日,杨雄里来到上海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与200余位中小学生展开了一场探秘脑科学的对话,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他说,从事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科学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自己暂时不能理解的东西,你要想到底是因为你不能理解,还是因为书上出了问题,要不断地破除现有的观念,即使对于权威的观点,也会用自己的思考来确定它到底讲的是不是有道理,而这就是从事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科学精神。
杨雄里院士今年已经77岁,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对于记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不仅回答的思路清晰有条理,而且十分坦诚。
中国急需发展“脑科学计划”——中科院院士杨雄里如此说“脑科学计划”同时全面铺开并不现实
记者:2016年,你曾发表文章《为中国脑计划呐喊》,为什么?
杨雄里: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为推进中国脑计划“敲一下边鼓”。我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多年,这样做是我的职责。脑科学本身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人到底是怎么思维的,又如何通过行为来改变世界,这些都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对脑的研究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我同意这个观点。
尽管脑科学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我们对脑的了解仍然很肤浅,特别是对脑的高级功能,如感知、思维、情绪、意识和智力等;其次,脑科学对人类的健康也相当重要,脑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不仅使社会耗费甚巨,且由于这些疾病会影响人类的高级功能,如思维等,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三,如何借鉴脑的工作原理来推动人工智能、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不管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推动经济、产业发展上,“脑科学计划”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应该努力把这方面的研究往前推进。当前,各国都在大力发展脑科学的研究,我们正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记者:下一步中国的“脑科学计划”将逐步展开,你最期望中国在哪个领域能有所突破?
杨雄里:“脑科学计划”全面铺开并不现实,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在我看来,需要首先考虑我们有研究基础、已有成果的积累的研究队伍,从有独特思路的某些重要领域起步,在较短时间内能在几个点上站到领跑的地位。以基础研究为例,解析实施脑认知功能的神经环路的运转机制。
中国发展“脑科学计划”需强有力的“核心”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推进“脑科学计划”,面临的挑战在哪里?
杨雄里:在世界各国都在紧锣密鼓推进脑计划的时候,中国更需要“只争朝夕”的精神。如果只是一味讲规划的重要性,又未采取很切实的措施去推进,就会使得我们的研究水平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在我看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在中国“脑科学计划”目前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卓有成效、有步骤地推进脑计划的实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记者:你觉得这个“核心”是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层面,还是科研单位的层面?
杨雄里:这个“核心”应该既在行政层面,又在研究层面上,最重要的作用是能拍板,决定怎么来推进项目的实施。首先,“核心”需要有把握脑科学发展全局的能力,包括对这项计划的整体推进有决策能力,对中国脑科学研究现状了如指掌,并具有组织、领导大科学项目的丰富经验,应该具有海纳百川、集思广益、从善如流的宽广胸怀,能够摒除以邻为壑的门户之见。
记者: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成立,被认为是中国“脑科学计划”正式落地,与此同时,上海正在建设致力于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推进中国的“脑科学计划”?
杨雄里:我认为建立两个中心对推进中国脑计划很有好处!但成立中心只是推进计划实施的一种形式,各自职能是什么,这在我来看是非常关键的。
进一步凝练真正有分量的科学问题
记者:中国科学家目前研究的是脑科学中哪个领域?
杨雄里: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大抵可以归纳为理解脑、保护脑和模仿脑三个方面,中国的脑科学研究也不会脱离这三个方面。从具体问题的遴选上,比如理解脑,就像我刚才讲的,既要有它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思路,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考虑。再如,只要国家有足够财力,我们可以把第一流的仪器买过来,但是关键还是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既要有重要性,又要有现实可操作性,或者在推动产业发展上有特殊意义。对此,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 “十三五”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从2013年春中国神经科学界开始议论“中国脑计划”这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我期望能尽早看到出台“脑科学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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