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去年我在东武的中秋夜，作了水调歌头寄给子由。今年子由便来与我相聚在彭门，朝夕相处百余日。过完中秋才离去，离别之际，他作一首和词。他在中秋夜所作和词过于悲伤，于是我再作一首，一是劝戒他不要早早辞官，二是安慰他，等我们年老，退休之时，便能一起闲居，和词。
从这段序，可以看出当时的苏辙是对朝政心灰意冷的状态，他想早退了，而从他的水调歌头里，有明月不胜愁，依旧照离忧的诗句。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是写王粲滞留荆州十二年，不得施展才华，郁闷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苏辙怕与哥哥此次离别与王粲一样，生离别再也无法相见，所以萌生退意吧。
而苏轼虽然郁郁不得志，心中却仍有希望，此时的他40岁，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也许他以为自己还有机会，但是最可怕的正是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同党更为冷酷。
所以说苏辙在从济南去朝廷陈述一番后，看清了未来的局势，过了一年便请外任职，而苏轼还是心怀希望的，他是天生乐观派。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中年难与亲友别，只有音乐可以减轻离愁别绪。谢安既出山用世，本想功成名就后退隐东山。不料抱病还京，未遂初志。入西州城(在今江宁县西)时，深以为憾。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第一段引用典故，谢安，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入西州”，这就反映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
此时的苏轼，还觉得自己挺年轻，趁没有两鬓斑白，要建功立业，不要和谢安一样两鬓斑白去入世弄的尴尬境地。这也是劝慰弟弟，苏辙此时才37、8岁，便萌生退意，确实太早了。
第二段写自己和弟弟，等真正年老的时候退休，要早规划好，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写出他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仿佛看到两人年老时候的合影，也许在这一百天里就是这样的，苏轼喝的酩酊大醉，扶人的应该总是冷静自持的苏辙。“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宿愿的坚定不移。
40岁的苏轼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入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
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反而是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由此，苏轼是理想主义者，是乐观派，而苏辙更能看清现实。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