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族里面，有一个传统。 小孩问问题，长辈一般不直接给答案。
如何给答案呢？讲故事，光怪陆离多姿多彩的故事。 小孩一般是喜欢听故事的，其实成年人也是。没有任何人喜欢听道理。
别家长辈也有讲完故事，再讲道理的。这种感觉就像是塞给你一个炸鸡腿，吃完了又狠狠揍一顿。
我家的长辈讲完故事也不讲道理，这是故意的。目的是，让孩子自己去悟。悟不到没关系，大不了再讲一个。
我反反复复问过父亲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学医？
父亲继承了我家族的光荣传统，他开始讲故事了。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家附近住着一位民间中医骨科医生。 骨科医生四十多岁了，慈眉善目的。是个专长正骨筋伤的赤脚医生。 据说这骨科医生年轻时候十分想要个儿子，在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儿子。
这个时候，他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即使在六十年代，也属于孩子比较多的家庭。
但是，他家经常能吃到馒头。奶糖、桃酥、肉，这些在他家都属于司空见惯的东西。
要知道，那可是在六十年代。普通人家四个孩子，可能连豆腐都吃不上。平常只能吃到咸菜，和粗粮。这种粗粮不是超市里面那种，是吃一口要噎得嗓子疼的难以下咽的粗粮。现在在城市是根本见不到的。
那时候家里有桃酥是什么概念呢？ 一般桃酥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用的。带着两斤桃酥，甲送给乙，乙送给丁。走了几家亲戚，大家都只是当做礼品。都不吃。最后，两斤桃酥，送来送去变成了粉末。
或者，当妈的瞒着孩子把桃酥锁在柜子里。直到桃酥长了绿毛，也舍不得吃。
而桃酥，在骨科医生家里，可以天天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句口号。 一是权，二是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
这句话放在今天，大抵也是成立的。也许方向盘不再那么显赫了，但是听诊器还是听诊器。 除了那位骨科医生，还有一位军医的故事在我们家口耳相传。
据父亲回忆，他小时候（大概六七岁），还见过那位军医在大街上头。一路上，不断有人叫他“石大夫”。石大夫的名字，好像是石岗龄（音）。 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
可是石大夫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军医，历次运动没有人动他一根汗毛。 要知道，他可是正经八百的国民党党员，上的是国民党的军校。被俘虏以后，却被分配到厂里的医院工作。虽然医院级别不高，他的水平连市里省里的医生都怕他三分。石大夫尤其擅长小儿科，下班之后回家比上班更忙。找他的人络绎不绝，踏破门槛。
据我父亲的回忆，石大夫其貌不扬。他个子非常矮，大概不到一米六。即使按当时的审美，要找到一房媳妇也很难。一般的国民党军官都是气宇轩昂，可能是医生的要求不一样吧。
但是看到石大夫的夫人年轻时候的照片，所有人都眼前一亮。 而石大夫家里的生活，比之前提到的骨科医生，条件要好得多。
他们都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个穿着白衣的剪影。大概什么时候，都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成吉思汗屠城的时候，有两种人是不杀的。其中一种，是工匠。也就是有技术特长的人。
故事讲完了，父亲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你说，我为什么要学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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