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启示录。
作为一个具有精英观念、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黄灯面对的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只抱有实用主义立场的年轻人。这些人在本该最具活力的年纪，却表现得暮气沉沉，缺乏反思能力和学习精神。
她说，“在课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黄灯对学生的心理困境感同身受，她把自己的同理心称之为“早生了十年”。70年代生人，躲开了留守儿童的命运，躲开了大学并轨后的高学费，躲开了二本学生相比于名校生就业的艰难……而没有这份幸运的那些年轻人呢？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从别人的身上可以读自己的故事。
作为与黄灯同时代出身的我，92年大学毕业，到现在的南通大学，当初的南通师专任教。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县区，跳出农门的他们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进入大学。他们性格各异，有的憨厚，有的活泼，有的胸怀大志有着太多筹谋，有的透露出一丝无伤大雅的小精明。大学生活改变了所有人，他们中有找到发挥舞台的社交活动家，也有重重压力下患抑郁症的学生。5年教师生涯，让我更多地理解了与我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群，我们走到一起，在那一程，彼此照顾，互为慰藉。
我对他们也有着一份同理心，我把它叫做“同时代共情”。黄灯说群体性的幸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我是赞同的。我与我当年的学生，是差不多同龄人，我只比他们大三四岁。前几年他们回校聚会，还邀请我，可惜我远在新加坡无法参加，从他们发来的照片和近况，我知道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也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祝福我的学生们，也祝福新一代的孩子们。
当然，从时代的视角回到个体，无论大环境怎样，每个人仍然拥有书写和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和自由。从这个角度而言，最好的态度就是：别想太多，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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