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3本科、1984-1987研究生，这两个阶段我在武汉大学亲历了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浪潮，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管学什么专业，也不管年龄大小，从恢复高考入学的77级开始，八十年代的在校生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洗礼，基本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品质。而武大当时被称作“大学里的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活跃氛围十分浓厚，这也是能够诞生《女大学生宿舍》小说与电影的文化、思想、时代土壤。也有些诗人、哲人因此脱颖而出，名声大噪。
思想解放，确切地说就是从“极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写的“人”字逐步觉醒。
“伤痕文学”，是第一道精神大餐。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伴随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对“文革”的反思，一大批描写个人与家庭创伤的文学作品成为热门读物，比如《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小河那边》《大墙下的红玉兰》《灵与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蹉跎岁月》等等。这些作品，强烈地冲击了读者的灵魂与认识，人性、人道开始复苏。我那时候正处于青春时期，第一次开始思索这么深刻的主题。此前我只是感怀自己贫寒之家的苦难，局限于“小我”的视野，没有从大时代的角度审视人们的共同命运。当然，伤痕文学后来被“振兴中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取代了，人们抚平伤痕后继续前进。
人生观的讨论，是思想激荡的一阵风潮。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持续半年多全国范围内的“人生观讨论”。这种迷茫与困惑，正是信仰迷失、偶像坍塌与目标模糊后的疑问。其实，作为“天之骄子”的我，并没有潘晓“越走越窄”的感叹，只是我也因此思考了人生的真谛，那时候我认定了“奋斗”就是人生的价值。
邓丽君爱情歌曲带来了新的审美。在文革时期，我只会唱革命歌曲，偶然听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也觉得心里发慌，但是邓丽君的温柔与甜蜜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而爱情曾经被混同于“小资情调”。比如小说《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都遭受过批判。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唤醒了我的爱与美感。 西方学术著作打开了思想的窗户。
八十年代大量的西方书籍再版或者新译，激活了青年学子的思维。我本人对叔本华、卢梭的著作尤其喜欢，也对尼采、萨特有所了解。那时候，读书无禁区。这样的好处是，思想自由；存在的问题是，囫囵吞枣，饥不择食，缺乏系统分析。 思想解放的最大特征是自我意识觉醒。个人的存在价值，不再被淹没；批判精神得到加强，不再盲从。但是，在张扬个性的同时，有点狂妄自大，不懂谦卑，于是后来在人生道路上只能趔趄前行，没有达到名牌大学毕业生应有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永远都奉行“夹着尾巴做人”，不需要谁指点江山，因为江山就在那里，万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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