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建設中的「義利之辨」
武城劉洪瑋道瓌撰
【作者按】在儒學建設中，幹部做到以身作則，不做要求，羣衆也會向善，這是新民；幹部做不到以身作則，還要求羣衆必須向善，這是愚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人民羣衆也不是那麼容易被愚弄的。
義利之辨，就是道德行爲與物質利益關係問題的爭辯。在號召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怎麼處理儒學建設中的道德行爲與物質利益的關係，是我們亟需正視幷加以實踐的大課題。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在今天，君子可指幹部，小人可指羣衆。孔子、孟子、董仲舒、程顥等古代聖賢都強調道德行爲與物質利益不能幷存。
「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
「選擇從政就不要在從政中發財，選擇發財就去合法發財。」
這也明確表明了道德行爲與物質利益是互相排斥的，幹部應注重道德行爲，羣衆則追求物質利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爲幹部，如果做到表裏如一、以身作則，真正地實踐道德行爲，羣衆就會紛紛效仿，不需要再向羣衆宣講所謂的道德思想，儒學建設也就水到渠成；如果做不到表裏如一、以身作則，不能真正地實踐道德行爲，天天說空話，喊口號，拉橫幅，再向羣衆宣講所謂的道德思想，羣衆只會更加反感、抵觸，儒學建設也就收效甚微。
請看《孟子·告子下》中的一章：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這一章的意思是說：
宋牼準備到楚國去，孟子在宋國石丘遇上了他。孟子問：「先生準備到哪里去？」
宋牼說：「我聽說秦楚兩國交戰，我準備去見楚王勸說他罷兵。如果楚王不喜歡我說的，我準備去見秦王勸說他罷兵。在兩位國君中，我總會實現自己的志向的。」
孟子說：「我不想問得太詳細，只想知道你的大旨，你準備怎樣去勸說他們呢？」
宋牼說：「我將告訴他們交戰是很不利的。」
孟子說：「先生的志向真是宏大，可是先生的名義就不可用了。先生用利去勸說秦楚兩位國君，兩位國君因爲有利而高興，於是停止交戰，這樣全軍官兵也因爲有利而高興，於是樂於罷兵。做臣下的心懷利害來侍奉國君，做兒子的心懷利害來侍奉父親，做弟弟的心懷利害來侍奉哥哥，這就會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間都失掉仁義，心懷利害來互相對待，如此不身死國滅的，還從未有過。先生以仁義之道去勸說秦楚兩位國君，兩位國君因爲仁義而高興，於是停止交戰，這樣全軍官兵也因爲仁義而高興，於是樂於罷兵。做臣下的心懷仁義來侍奉君主，做兒子的心懷仁義來侍奉父親，做弟弟的心懷仁義來侍奉哥哥，這就會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間都去掉利害，心懷仁義來互相對待，如此不成就王道的，還從未有過。何必用利去勸說他們呢？」
在處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倫理關係時，選擇心懷利害，還是選擇心懷仁義，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個是身死國滅，一個是成就王道。今天新聞報導很多傷害事件是在家庭、學校發生的，兒子殺害父親，學生殺害教師等等。2015年10月18日上午，湖南省邵東縣新廉小學一位女教師遭3名未滿14歲的學生劫殺，這一事件令各界震驚，也令我們反思。追根溯源，是我們心懷利害而不是心懷仁義去處理家庭、學校等方面的人際關係。
《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記載：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這段史實的意思是說：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言事：「宣州、饒州有大量白銀可以開採，每年可得數百萬緡。」太宗說：「朕貴爲天子，所缺乏的幷非是金銀財物，只是遺憾沒有得到善言可以實行而利於百姓，與其多得數百萬緡，還不如得到一個賢才！你從未舉薦一個賢才，罷免一個庸才，還專門上言稅銀之利，從前堯、舜將玉璧丟入深山，珠寶投入深谷，漢代桓、靈二帝聚斂錢財以爲己有，你想讓我做桓、靈二帝嗎？」這一天，罷免權萬紀官職，讓他回家賦閑。
通過這段史實，我們可以想到，某些貪腐分子爲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終究不免鋃鐺入獄，由此可見，國家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信心、決心，「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正是由於重利輕義，加重了人民羣衆的負擔，才會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從而取得重義輕利、移風易俗的儒學建設成果。
面對廣大人民羣衆，我們要用古代聖賢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深刻反省，端正做官動機，愛民如子，視民如傷，做到「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繁榮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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