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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四章 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 第一节 永王东行的图景
安禄山叛乱对帝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它的北方,虽然从表面上看,叛乱的部队几乎从未越过汉水与淮河,但江汉与江淮在叛乱初期其实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纷争中,这场纷争的结果便是在北方的朝叛对峙最为激烈的时候,在帝国的江淮地区也酿成了一场动乱。这场被旧史称为“永王之乱”( 756—757 )的动乱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并因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廓清了其中所关涉的玄、肃二帝矛盾的内涵。
永王之乱”实际上是一个伴随着永王东行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如果永王事件确实反映了玄、肃二帝的矛盾,那么这一矛盾也必将随着永王的东行有所调整和发展。
《命三王制》是否在一开始就含有通过分封诸王压制太子的意图,目前也难以遽下定论。不过暂且不去深究玄宗制文的深意,但制文在实质上却已达到了遏制太子的效果。尤其当太子在七月十二日于灵武(灵州)宣布即位后,这一在玄宗尚不知太子已自擅帝位时所作的军政部署,就将成为新帝肃宗的心头之患。
仅仅是任命诸王与属意的王傅,玄宗还无法实现《命三王制》中的战略意图。因为诸王毕竟只具有皇亲的身份,王傅也仅是颇具资望的一些文儒,玄宗对他们的任命只有得到那些出镇地的军政大员的支持与配合,或者说,直接控制住那些实权派的地方大员,他的计划才能获得成功。
即将入蜀的玄宗为东行的璘安排了汉中王瑀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而完成了他对长江上游的部署。
如果我们承认正史的这种编撰模式,即当史料记载一位士人曾先后在玄、肃两个行在任职,但是对他们如何由玄宗行在到达肃宗行在的过程却语焉不详,那我们就应当注意了,因为这很可能表明,他们不是从蜀郡的玄宗处直接赶赴肃宗行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的环节。
与永王的表面风光相对照的,却是玄宗与肃宗两人在暗中的较量。并且,这种较量同样也已对永王的僚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永王“东巡”前,这些暗中的较量终究不至于造成双方的彻底决裂。一切的变化,都将始于年底的永王“东巡”。“东巡”的永王于十二月左右进入江西境内。有关永王东巡途经江西的情况,因著名诗人李白加入永王军队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对于李白这位著名诗人牵涉“永王之乱”的行为,我并不认为李白是一个具有政治洞察力的士人,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婉拒永王之邀的士大夫不在个别,而且即便一些在永王“东巡”前还支持玄宗令诸王出镇主张的士人,此时也开始反对永王的移镇。
皇甫侁的辖区虽说只是永王此次“东巡”的中途,且其治所豫章郡(洪州)也不在“东巡”途经的长江沿岸,但永王的东来却已经给身为江西采访使的他带来了尴尬。一方面,皇甫侁是深知永王此番“东巡”必将激化与肃宗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帝国分裂的政治头脑清楚的士大夫;但另一方面,虽然玄宗的《命三王制》没有明确允许永王可由江陵继续南下,但却明确诏令了江西在当时是永王的都统区域,所以在名义上,皇甫侁仍是永王璘的属下,理当支持与配合璘的此次“东巡”。
在永王开始“东巡”的同时,肃宗也开始了争取南方的行动,尤其在争夺的焦点江淮,两者的矛盾正式公开化。不过总的来看,肃宗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长江下游的三位要员—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淮南采访使李成式现在都站在了他的一边。
玄宗没有否认他在《命三王制》中令诸王出镇的正当性,但也同样表明,他确实没有颁布过允许永王“东巡”的明确诏诰,所以永王此行,确实是出师无名的“擅行”之举。
在听闻永王起兵的消息后,肃宗就不得不急遣另一批人奔赴江淮。并且也终于决定,他将要以强硬的手段来遏制永王、对抗玄宗了。
肃宗的这一紧急举措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至德元载)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
虽说其时在河南一带的唐军实力也不强,包括在与叛军交锋过程中才逐渐培养起来的来瑱军队也是如此,但较之江淮军队,终究还是要胜出数筹。况且来瑱本是具有极强军事能力的将领,因此由其率兵平定“永王之乱”,看来是一件合适、合理的事情。
现在我们看到,为了平定“永王之乱”,肃宗已经不惜抽调在前线与叛军作战的军队南下,这无疑将削弱唐廷本已相当薄弱的河南抗贼力量,增加其时仍在南阳一带抵御叛军的鲁炅等人的压力。所幸,来瑱这位最后才被肃宗任命为节度使的河南将领,只是配合着高适、韦陟在安陆上演了一出“辞旨慷慨,血泪俱下”的盟誓。因为未等其真正率师南下,“永王起事”就失败了。于是很自然的,在这位将继续投身于与叛军作战的将领传记中,确实没有必要提及任何与“永王之乱”相关的事迹。
季广琛的“逃命归国”带走了永王军队最主要的有生力量,也直接影响了另外一些将领的叛离永王,所以无论在实力还是信心上都给永王造成了很大打击。
当玄宗到达蜀郡见到季广琛这位原河西军团的高级将领时,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显然,季广琛正是其时出镇江陵的永王最需要的那类人才。所以我推测,玄宗很可能在到达蜀中后不久,就立刻派遣季广琛赶赴永王处。而深具军事才干和声望的季广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此后永王军队的“主将”。
至于季广琛,虽然正史没有为我们留下他的传记,但从上述唐人的笔记中,我们或已察觉出他其实是一位与李白性格很相似的士人。而另一个与李白的相似之处则在于,曾经在战场上有过辉煌战绩的季广琛,此时也只是一名闲处蜀中的没落将领。所以我想,对于李白与季广琛而言,跟随永王出战叛军不仅是他们建功立业的一个契机,也是他们重获地位与尊严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季广琛在决意离开永王时会向诸将说“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便是“大功可成”的原因所在。
季广琛在被肃宗任命为丹阳太守后也许并未赴任,而是仍旧游移在与丹阳毗邻的历阳(和州)一带。不过我们知道,在乾元元年( 758 )五月前,季广琛已调任荆州长史,并于其时被招往河南行营会计讨伐安庆绪事,后得列为九节度之一的郑蔡(豫)节度使。
我们看到,与广琛同列为九节度的其他一些西北集团将领,如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甚至不在九节度之列的来瑱,以及当时还未完全崭露头角的李抱玉和辛云京,他们经由安史之乱,几乎都成为新兴的地方雄藩的初代统帅,正是这批人在安史乱后与来自河北的叛军旧将共同分享着帝国北部的统治权,并在获得封爵与食邑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廷“勋臣”。而上述诸人,也无一例外都在两唐书中留有传记,然而季广琛却一点都没有。对于一位出身边境大军团且经历过安史之乱的高级将领来说,最后只落到在江淮一带担任节帅,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的归宿。
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那些卷入“永王之乱”中的人物的命运了。作为永王军队的主将,季广琛是促成永王失败的关键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获得留名青史的机会,好在他最后还是有幸得到了浙西节度使的职务。看来“秉钺”没有给永王带来成功,却还是给季广琛的人生带来了稍许的宽慰。
比起季广琛,身为永王幕僚的李白的时运就没有这么好了。入幕璘府的这段经历不但令这位天才诗人的声誉不断遭到后世的非议 ,也让他在当时彻底丧失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前途。皇甫侁在“永王之乱”中的选择与李白截然不同,但他同样没有逃脱政治前途丧失的命运。史称皇甫侁因“擅杀”李璘而被肃宗弃用。
经由永王一事,玄宗也彻底丧失了另一位儿子对他的信任。回到长安后的玄宗在经历被肃宗夺权、软禁、撤除亲信的种种对待后,最终于元年( 762 )建巳月与肃宗先后晏驾。一个月后,新即位的代宗发布昭雪永王的赦文 ,算是为这场帝室内部的悲剧画上了一个勉勉强强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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