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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制度史》
中国法律之进化，盖可分为数端。礼与法之渐分，一也。古代各种法律，浑而为一，至后世则渐分析，二也。古代用刑，轻重任意，后世则法律公布，三也。刑罚自残酷而趋宽仁，四也。审判自粗疏而趋精详，五也。而法律必与道德合一，刑之所期为无刑，故郅治之隆，必曰刑措象刑之制，意主明耻，而不必加戕贼于人之体肤，虽未易行，要不失为极高之理想也。
刑象盖施刑之象，则未有文字之先，已用图画公布刑法矣。此亦可见斤斤焉凿求成文法起于何时之无当也
《管子》有正月之朔，出令布宪之事（《立政》），所读所布，盖皆人民所当守之法，而非犯何法当得何罪之典。且其法其宪，必时有改更，故须岁岁读之布之也。至郑铸刑书，晋作刑鼎，则罪所当得，悉可知矣。此实刑法之大变，故叔向、仲尼皆讥之也。
《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孝、弟、睦、婣［姻］、任、恤，即“乡三物”中之“六行”也
象刑之说，见于《书传》曰：“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又《慎子》曰：“有虞氏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
中国法律自秦以后始可确考。秦人用刑极为严酷，《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自此族诛者屡见。《汉书•刑法志》云：“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代用刑之宽严，视乎时主之好尚。《志》云：当孝惠、高后时，萧、曹为相，填以无为，是以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及至孝武即位，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
法家宗旨，一在信赏必罚，一在重刑。信赏必罚者，欲使为善者必受福，为恶者必获祸，如自然法之不可逭。此其事固不易致，然以理言之，法律之设，固当如是也。重刑非临时加重，乃重之于立法之先，使人畏而不敢犯，其意亦以求无刑也。法家之旨，凡事当一任法，如衡石度量之于短长轻重。然既设法，固不宜改轻，亦断不容加重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
《大诰》所用刑甚峻。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其目凡十。其第十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当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此科所由设也。
日本织田万曰：“近世诸国，各法皆有法典，然行政法典不过学者私撰。葡萄牙虽有行政法典，然仅关地方制度，非括行政全体，仍不得以行政法典视之也。惟《大清会典》纯乎行政法典之性质。虽行政法规之全体，尚有他种成文法及不文法以辅之，然行政机关之组织权限及事务，莫不以《会典》为主，则《会典》之为行政法典无疑矣。”按：明清《会典》源于《唐六典》，《唐六典》模范《周官》。《周官》究出何时何人，辩论纷如。鄙意谓大体当出战国时。
明以刑部掌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纠察，大理寺主驳正，并称三法司。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定。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
锦衣卫升授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凡四途。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万历初，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守有子承禧及吴孟明，其著者也。庄烈帝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孟明掌卫印，时有纵舍，然观望厂意不敢违。
清制，厅州县及直隶州厅皆为亲民之官，而府属厅州县由府审转，直隶州厅由道审转。重案报告上司曰通详。急切不知事之始末，但报其事者曰通禀。对府、道、藩、臬、督、抚同时为之，故有六路通详之名。若关军事，即武衙门亦须报，关生员以上并报学政。
宣统元年，定《法院编制法》。审判之法，为四级三审制。四级者，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三审者，初审在初级厅，则上诉止于高等厅；初审在地方厅，则上诉终于大理院（唯内乱、外患、妨害国家三罪，以高等厅为初审，大理院为复审，为四级二审），盖采德、日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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