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董明珠，一个即将离去的悲情英雄》的文章，深有感触，文中提到了以董明珠剽悍、强硬、霸气的内在性格，注定了其在目前大环境下的最终结局并非如同众人所希望的那样，皆大欢喜，而是免不了令人唏嘘不已，如同文中所言，刚强的人不懂政治，不懂妥协，不懂潜规则，因此他们的命运通常都会带有一些悲情色彩。
无独有偶，以史为鉴，历史上像董明珠这样极致做事的人，比如商鞅、项羽、晁错等，其最后的命运无不是以悲剧宣告结束的，秦国商鞅，就是一个做事喜欢做到极致的人，当然，他的死也惨烈到了极致，还真的是从头极致到了尾，可以说他是自己事业的牺牲品，商鞅在秦孝公在位时所推行的新法，虽最终促成了秦国的无比强大和无尚荣光，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因其犯众“怒”，（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却损害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风烛残年之际遭车裂而死，全家抄斩，不得善终。
汉朝主张削藩的晁错，也是一个为了极致做事而忽略了大环境的忠臣，汉景帝时期，四方诸侯已经割据一方，固强自守。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晁错建议汉景帝“削藩”， 消除王权对皇权的严重威胁，但是在当时内外部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怂恿着削藩，更为可怕的是，晁错压根就没有想到削藩后各国的激烈抵抗，也没有削藩后果预案，反倒是大战来临，让皇帝亲征，自己留守城内，如此地缺乏政治智慧，最后被诸侯“清君侧诛晁错”联名上书景帝，腰斩于东市。
历史总在重复上演，而且最终的结局极其相似，这些现象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一直以来都未曾有大的变动，只是我们总以为时代变了，一切都跟过去不一样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哲学这门课程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哲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其要研究普世的、亘古不变的真理。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做人的。大多数人其实兼具这两种人的特征，但有些人物，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之人，为了做事，常常走向了极端。就如同商鞅、晁错一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竟不顾大环境的掣肘，最终败给了自己的天真无邪，《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古往今来，这句话无时无刻不在警醒很多仁人志士，要实现心中所想，万不可不顾大环境，一意孤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已经黯然倒下了。
这让我想起了老子的处世智慧，《老子》第九章有云：“持而盈之 ，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大致意思是，执持盈满，不如适时停止；显露锋芒，锐势难以保持长久。这便是老子所推崇的平衡智慧，万事过犹不及，为人处世不可锋芒毕露，要留有余地，适可而止。 但在一些做事喜欢追求极致的人看来，老子的这种思想未免过于保守、中庸，在他们的人生信条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了信仰和使命，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无所畏惧，那种苟活于人世的想法，是他们至死也不愿认同和妥协的。
其实，在价值观多元和包容的当下，选择什么样的三观，完全是自由的，没有人会加以强制，但我始终认为，既然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心中所想，又为何对路径一定要执迷不悟呢？为什么不能采取在当时看来是最为有效和稳妥的方案，而是要坚持极致到底呢？不过话说回来，万事皆有对立面，或许所有的变法或革新，从来都不是优柔寡断和缓缓推进的，快刀斩乱麻才能凸显革命本质。当然，势必有人要沦为这其中的牺牲品，变法没有不流血的。这点已被历史无数次验证了。
这个道理放在职场中亦然，当你计划推行一套方案或措施时，一定不能无视职场中的大环境，比如不仅要站在老板立场，还要站在员工和其他同事的角度来考虑，如果除了老板之外，所有人都反对甚至拒绝执行，那么最终的结局一定不会太理想，再好的方案，没有真正的执行到位，回头所有人会将矛头一致对准方案提出者本身，到时候即使你有舌战群儒的本事，恐怕在众口铄金的压力下，你也是百口莫辩，哑巴吃黄连。
所以，极致做事，兼顾做人，万事皆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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