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俯瞰视角建立模型，有很多种方法，下面我们就仿照视频语言中的“拉镜头”，由低到高地看看这些风景。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无非就是一次次治乱循环。从开国之祖到中兴之君，从衰败之世到亡国之日，中间再夹杂一些忠臣良将，才子佳人的事迹，故事也就讲完了。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如果把3000年的历史打通来看，你会发现其中大有不同。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中央王朝的都城会走出从长安到洛阳再到北京这样一条线路？为什么会从西向东再往北？
施展老师在《枢纽》里讲，一个国家的首都，一般都处在这个国家的重心位置。不是地图的几何中心，而是这个国家资源，人口，利益版图的重心。选择定都在哪里，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国家重心的变化。
周、秦、汉、唐一开始都定都在长安，因为长安位于关中，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政权建立要靠军功集团，最典型的就是隋唐的关陇贵族。这帮人的视力一般都在关中，也就是长安附近。所以早期王朝一般开始都定都在长安。
但是到了这些王朝中期，一旦皇权得到巩固，皇帝就不愿意处在军功集团的包围之下了。而是会往经济复苏的东边，也就是洛阳迁移。最典型的就是隋炀帝和武则天。他们当了皇帝之后，立即放弃了关中本位，迁都洛阳，并且大兴科举，培养自己的人才班底，摆脱关陇贵族。直到唐朝，中国地理政治格局都呈现为东西矛盾，所以都城一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移动。
到了宋朝，中国进入了“古代平民社会”。因为印刷术的普及，平民子弟也能读书，皇帝在民间选拔官员的可能性大增。这样就形成了文官政府，武将很难进入中央决策系统，政权和军功集团的矛盾就没有了，豪族社会也结束了。所以王朝就可以放心地定都中原，甚至放弃洛阳，跑到距离大运河更近的开封。
但是在元明清三代中国的重心又发生了迁移。中国已经从以中原为主的王朝演化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体系。这个时候当然应该定都北京。北京距离满洲的龙兴之地东北很近，距离草原也很近，清朝的皇帝可以在距离北京不远的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的王爷们。西藏来的活佛经常住在五台山，进北京见皇帝也很容易。因为有运河，江南的资源也方便调运到北京，所以北京的地位就变了。
站在中原的角度看，北京是边塞，但是站在大的体系来看，北京恰恰是枢纽。
大清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经济区采行不同的治理方式，最高统治者也以不同的身份面目出现，东亚大陆多元体系的整合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原地区主导大清的财政秩序，其提供的庞大的中央财政，使得大清统治者可以对八旗进行直接管理，统治者在此以皇帝的身份出现。
满蒙主导安全秩序，因冷兵器时代的草原骑兵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统治者在此可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藏地以及精神力量驯化蒙古，藏传佛教的信徒，一般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蒙古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
所以康熙曾说“一座庙胜十万兵”。统治者在藏地以文殊菩萨转世的身份出现。回部则提供帝国整体的安全战略空间。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满蒙回藏人数少，但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权重并不高。它们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施展：《枢纽》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