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这天早晨，在一家手拉面小饭馆吃罢早餐，一出门，遇见儿时的老师，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

老师姓崔，是我早年在乡下上小学时的第一位老师。崔老师个子高高，虽七十多岁高龄，仍身板儿硬朗，耳聪目明，精神矍铄。

由于赶时间，只和崔老师简单聊了几句。这绝不是敷衍老师，因为，此前的不久，已经和崔老师详细聊过。那次是走出那个小村子后几十年来，与崔老师的第一次重逢。

与崔老师已经住在一个城里，算是一个小区，也会面几次。我决定写点儿东西，回忆一下我的童年、我的老师、我的同学。

罗大佑那首《童年》，引起多少人的回忆和共鸣啊。我也曾沉浸到罗大佑的《童年》的歌声里，所不同的是，我的童年与罗大佑歌里的童年有境地的相通，却没有罗大佑《童年》那样缤纷和赋予幻想。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子里度过的。

七岁那年，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大队的小学校里。这大抵是因为，此时，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再加上姐姐哥哥都上了学，没人和我玩，把我送进他们所在的学校，起码我会得到他们的照顾。

七岁上学，这在当时的乡下八、九岁甚至十一、二岁上学的孩子中，已经至少早了一些。而且，当时，我直接进了二年级。这或许是我已经识字很多，或许是因为我哥哥在二年级，我和哥哥在一个年级，他会很好的照顾我罢。

进入二年级，班主任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崔老师。

崔老师是属于那时很少的公办老师之一，她的丈夫也是吃公家饭的，电工。这使他们的家虽然也是土坯房，但是，墙是刷了白灰的，锅台也是水泥的。这在我们那偏僻贫穷的的农村，相对于那些土墙土灶，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崔老师对我这个年纪小，又比较聪明的新生特别喜欢，也非常照顾。

她会时不常的帮我挖耳屎，剪指甲。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我，给我能够准确回答问题而显山露水的机会。记忆最深是，那时，学生要捡粪，支援生产队，别的同学用又大又笨的土篮子，捡了满满一筐，却很少得到表扬，而我用一个小筐，捡了几片稀薄的牛粪，却得到了崔老师的表扬。

崔老师还喜欢逗我玩。记得一次，上间操之前，崔老师溜达到站在排头的我的面前，笑嘻嘻的说，你想不想要列宁上下册啊？我从小就是是个相当喜欢读书的人，一听，马上表现要。崔老师仍然笑嘻嘻的，一只手轻轻的拽了拽我的耳朵，又拧了拧我的耳朵，又朝我的脸蛋上下轻轻的扇了扇。我方恍然大悟，原来，崔老师的所谓列宁上下册，是如此这般的捩拧上下掣啊！

这个小玩笑不但没有使我对崔老师产生反感，反倒是觉得崔老师真的是可亲。

但是，终于有一天，记不得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对崔老师产生了怨艾。

记得一天上课的时间里，崔老师在讲课，我却在下面鼓鼓捣捣。崔老师发现了，停下课，过来看我鼓捣什么。我倒是挺有胆气，也不回避崔老师的检查，把自己手里的东西递给了崔老师。崔老师拿到手里，一看，我画了个小人，趴在地上，小人的身边画了个竖着的杆子。崔老师便问，你画的这是啥啊？我说，这是一个电工，爬电线杆子掉下来，摔死了！

这等恶毒的诅咒，自然引起了崔老师的不满，因为，崔老师的丈夫就是电工啊，而我当时的本意肯定就是针对崔老的。崔老师没有惩罚我，只是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我也并没有因此挨打，只是受到了温和的教育。尚且，崔老师的丈夫也未因为我的诅咒而从电线杆上掉下来，以至于摔死。

崔老师的是这样和蔼可亲，而同样是教我们的一个姓陈的男老师却是极其粗暴的。

那个陈姓男老师也是公办的，据说是从公社或者是县里派下来的，可能是因为他不情愿到乡下教学，这使他的脾气坏的很。班上不少淘气的男生遭到过他手里的小棍的敲打，甚至是皮鞋对屁股的狠踹。

我虽然很小，却很拧，对粗暴的陈老师很是反抗，这种反抗一是不喜欢听他的课，专在下面搞小动作，惹他生气。一种是背后骂他。终于又一次，我从背后的骂他变成了坦然的在课堂当着全体同学的面骂他。陈老师立刻气急败坏，大喘粗气，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从板凳上拎起来，一直拎到老师办公室，一下子便摔在地上，那布满泥土的地面当时应该是灰尘顿起。

躺在冰凉梆硬的泥土地上，我抱着宁死不屈的想法，纹丝不动。

与陈老师同一办公室的其他几位老师，大为惊诧，连忙问咋的了？陈老师粗气仍然喘的不停，呼哧呼哧的说，“这孩子，还敢骂老师！看我不揍扁他！”我深知，一场皮肉之苦看来不可避免了！我当时竟然毫无畏惧，大义凛然，像革命者面对敌人的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烧红的烙铁、举起的屠刀一样，视死如归，只待“行刑”。

这种大义凛然的期待，谁知竟然落了空。与陈老师同办公室的几个老师，几乎异口同声的说，他还小，不懂事呢，可不能体罚学生。其他老师的讲情，之于我，却并不领情，我暗自说，谁不懂事？我就骂他，谁让他欺负同学了？

然而，粗气喘定的陈老师，终于绕过了我，我想表现革命气节的演绎，终于遗憾的没有实现。

在为我讲情的老师里，有一个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老师，郭老师。

郭老师右手有残疾，不懂事的孩子叫他郭跩子。

郭跩子右手残疾，左手写字却运笔如飞，在黑板上划拉起来，行云流水，气贯长虹。

郭跩子不但左手写字流畅，而且，还会写“豆腐块”，并时不常的在公社甚至县里的广播喇叭里播出。有一回，他写的豆腐块，竟然在地区的报纸上登出，真是轰动了全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就连地主富农也暗竖大拇指！而且，公社的邮递员不久就给郭跩子送来了取款单，啧啧，整整两元钱的稿费呢！

之于儿时的老师，几十年过去，回想起来，大抵记忆较深的也就这几位和这点滴之事，同学呢，几乎记不起几个了。大约是前年吧，同学从沈阳回来，念叨起他儿时记忆最深的据他说长的十分像张靓颖的令他耿耿于怀的本花，我却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这个女生。她倒是令我记起与本花同姓的另一位女生来。今天，捎带笔记于斯。

那个与本花同姓的朱姓女生，是我的同桌，是当时大队书记的女儿呢！

可是，那时，我却是十分不喜欢这个朱姓女生。一则，她家是从山东搬过来的 ，她的口音不改，听起来十分费劲。二则，这个女孩长的不好看，打扮也窝囊，上课还时不时的挠脑袋，当时，我十分武断的肯定了她的脑袋上有虱子。 尽管，当时，我们的脑袋上也有过虱子，但上学前，毕竟母亲用篦子给篦过，以至于不用经常挠脑袋。尽管，我们的棉裤棉袄内的虱子在不停的爬，可我还是不喜欢这个挠脑袋、长相丑、打扮窝囊的同桌。于是，对同桌女孩无缘无故找茬，便成了家常便饭。比如，把木桌中间用小刀刻上分界线，女孩稍不小心越界，立即会遭到我的欺负。比如，女孩学习不好，想抄我的作业，这在我的的面前，是绝对没门儿的。

相较于朱姓女生，那个叫艳的女生，倒是令我颇有好感。这个叫艳的女生，父亲也是老师，或许她也算得上出生在书香门第的缘故，女孩长的比较白皙，性格也文静，打扮也利索一些。她坐在我的后桌，这不免使我总是想方设法回头回脑去溜一眼这个女生。

而且，大约是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劳动，帮生产队的庄稼拔大草，每个学生包一条垄。我有幸和叫艳的女孩垄挨垄。我拔的很快，快到地头的时候，我看相邻的叫艳的女孩远远落在了我的后面，我便不由自主的帮艳的那条垄拔起草来。然而，我又不愿意被艳发现，待艳快赶上来的时候，我又摸摸的回到了自己的垄上。

这种帮助并没有引起艳的注意，或许她认为她的那条垄，被我帮助拔草的地段，原本就没有草，于是，我的心血付诸东流。

对艳的好感持续两年多，就因为艳的愚笨而默默的消弭了。记得有一次学一篇课文，是一首儿歌，大概是描写农村灌溉用的水泵的，记得头两句是“河边有头小水牛，喝起水来不抬头。”老师教过后，让同学们儿念，艳每每都是念到：“河边有一头小水牛，喝起水来不抬头。”这本是儿歌，句子字数是相等的，艳加了个“一”字，就破坏了句子的节奏。起初，老师似乎并没在意，念时间长了，老师听出来了艳念的差错，便让艳单独念。艳单独念，也初衷不改，依旧念作：“河边有一头小水牛，喝起水来不抬头。”老师让她反复念几次，她都似乎没有觉得自己多念了一个“一”字！老师气急败坏，用教鞭敲打她的课桌，歇斯底里的问她：“哪有一啊？不就是河边有头小水牛吗？”艳这才恍然大悟。

忽然想把罗大佑的《童年》的歌词下载于此，细细的品位，对时光逝去的一种淡淡的哀伤涌出心底。

我的童年，没有榕树，但有白杨，他们都是树。没有知了，但有蛐蛐，他们都有叫声。我的童年，曾盼望长大，也曾有心里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