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的提法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及《管子·小匡》，前者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后者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那么，在古代，如果重商行的通吗？假如单从经济方面来说，恐怕是行不通的。
观点有四：
part 1 粮食产量不足，此时最大的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
在明末清初未引进玉米，红薯等高产，并可在一定海拔生长的粮食作物以前，中国主要以五谷为食，即“麻、黍、稷、麦、菽”，这些粮食产量低不说，且容错性较差，极易受到天气环境的影响，一旦某年老天爷不赏饭吃，此年就得闹饥荒，再加上中国战乱频繁发生，人口流动性强，人口数量不仅上不去，还经常减少，比如汉代时期的一次人口普查全国范围内有6000万人，三国时期就只有140万户左右，合计700余万人，到了南朝时国内统计又只有500多万人了，到了唐代巅峰时期好不容易提升至过亿水准，到了五代又折腾到下去不少，反反复复使底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颠沛流离之中，恐怕这时候大家都想的是先如何吃饱饭，统治阶级想的是要稳定政权，也得先恢复生产秩序，大多数军队也是闲时务农，战时打仗，比如三国魏军屯，唐代府兵，宋代厢兵等，如果此时强行重商，那大家一起饿肚子吧。
part 2 基础条件太差，不具备发展商业的条件
这里基础条件差主要指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内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差，中国版图最大的时候是清代，清代以前版图都比较小，且各国林立，战乱频发，各地道路贯通困难，商业的成本除了生产资料成本外，还包括运输成本，以及人力成本，而此时运输成本是最大的成本，比如明代在四川砍一棵金丝楠木需要1两银子，运到北京则需要卖出6000两才能回本，运输成本之高，只有到了元代，打通河运和海运体系，才看到一丝商业帝国的曙光，可惜由于内陆白莲教叛乱以及海盗方国珍的骚乱，切断了陆上交通和海上交通，元帝国又迅速瓦解了，而这足以证明交通的重要性。第二个方面是货币产量不足。商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货币经济的渗透程度，而货币的供应量则决定了商业发展程度。古代货币主要是以金银铜为主要货币，实际进入银本位是元代，在此之前则是铜本位，那么铜的产量则基本决定了货币供应量。那么，铜的产量究竟够不够呢？很不幸，起码宋代以前都很不够，“浸铜法”是宋代才发明的，此时才提高了铜的产量；你说我用纸币行不行？估计也不行，一来汇票和纸币到了唐宋才发明，二来中国人民历来喜欢沉甸甸的东西，对纸币不太买账，甚至对明洪武时期的纸币坚决抵制；那么我不用铜，比如用铁，行不行？也不行，梁武帝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南朝由于货币经济渗透较深，货币产量严重不足，梁武帝就动了歪心思，用铁币代替铜币，结果通货膨胀，经济崩溃，进一步加剧了王朝的灭亡，而北朝此时却过着自然经济的小日子，对南朝表示毫无压力。以上充分说明了，没有货币就不要玩资本嘛。
part 3 国际局势复杂，搞商业提心掉胆
中国历史有一半时间都在打仗，国际局势异常紧张，商业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局势才能发展，古代行路时间又比较长，如果领土改变太快，没准你过了过境线刚给a国交了税，你回来的时候已经改朝换代，你又得交一次，作为商人没有安全感不说，成本上也受不了；另外许多临近国家之间经常敌对，对敌国商队要么抢，要么课以重税，例如宋时的西夏，抢占河西走廊以后，宋代的商队只能另寻他路，而唐代对周边国家态度都较为友好，通常都采取羁糜和册封的怀柔手段，即使这样，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绝对安全，而强行打掉了高昌国（高昌国：我........)，只有当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时，对国际形势的依赖才有了些许好转，所以古代多以国家商队的形式进行贸易通商往来。
part 4 缺乏经济调控手段
首先中国古代多是自己给足的自然经济，在唐末才进入财政国家范畴，只要出现一点点由于货币经济渗透带来的经济隐患时，基本就是两眼一摸黑，出的政策对不对基本靠蒙，唐之前完全没有实践经验，之后实践太少，实践的最终结果就是团灭，比如王莽新政，比如梁武帝的货币滥发，明朝晚期的白银中毒，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其次没有缺乏有效的纪录手段来进行学习和归纳，纸张的普遍利用是宋代才开始的，之前的要么没有，要么太贵，你指望用竹简和丝绢搞清楚经济学原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理论最终还是要联系实际，知识能够传承，科技才是生产力。
到此，我觉得古代先贤还是比较明智的，假如想着商业暴富，估计现在朝代数量会增加好几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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