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天清晨，天刚微微亮，远处的青山露出黝黑的轮廓，月明星稀，公鸡啼晓。阿婆已经穿好衣服，开始在院子里踱步。走过二十圈，身体已经微微发热，再活动下筋骨，大口呼吸带着露水的新鲜空气，顿觉神清气爽。轻咳两声，用隔夜的浓茶漱口，再将半杯剩茶倒入种满牡丹的花圃。伸伸懒腰，新的一天便开始了。
第一件事是熬粥。阿公去世之后，家里再也没人砍柴，阿婆不得不改用高压锅。虽然只需要接电、按键，简单、快捷，但阿婆总觉得高压锅熬出来的稀饭不好吃，米油没有完全析出来，像是加稠了的米汤。
等看到高压锅滋滋地冒出白气，阿婆才放心地走出厨房，抄起院子里的扫把。院子不大，三五分钟就能扫完。扫到后院时，就把扫把支在鸡圈旁，数数鸡和腾鸭的数量，摸出新下的鸡蛋，默算一下冰箱里积攒下的数量，嘴里喃喃道，够带给美美吃了。
推开铁门，肩上背个小挑子，两头各挂一个5�升的塑料小桶，阿婆迈着小碎步子，不急不忙地向两里外的娘娘庙走去。土豆摇晃着尾巴，在窄窄的山路上一会儿追蚱蜢，一会儿折返跑。它是只胆子小的母狗，一看到人家门口的公狗，便夹紧尾巴，紧紧地蹭着阿婆的腿走。
娘娘庙旁边的竹林里有口清泉，村民用石块垒成了个水潭，方便大家打水。泉水清冽，清可见底，泉水注满水潭，再哗哗地往下流。阿婆身体依然矫健，轻快地灌满水桶，挂在挑子上，稍一用力，挑子便稳稳地挂在右肩。她右手轻轻搭在挑子上，甩开左手，不管山路怎样起伏拐弯，两只小脚走在上面总能稳稳当当，不急不慢。
等回到家，家里人已经起床，一锅白稀饭冒着热气，带着满满的米香，已经摆在了餐桌上。再加几块豆腐乳，一碟萝卜丁或者梅干菜，一盘炒青菜，每人一个鸡蛋、一块粑粑，便是一顿丰盛的早餐。
阿婆并不急着喝粥。她总是先把打来的泉水，倒进一个大铁壶，把煤气开到最大，猛火烧开水，一次能烧半桶水。早餐快吃完的时候，烧开的铁壶发出滋滋的声音。用烧开的泉水泡茶，春夏用黄山毛峰，秋冬用祁门红茶。
吃完早饭，阿婆便拎着满满一壶开水，到院子前面的医务室。两张破沙发，两条长木椅，两根输液架，一张旧桌子，一个铁皮柜，一只旧药箱，就是医务室里的全部家当。陆陆续续的便有村里的老头老太太过来问诊，感冒流鼻涕的，开一天的药，也就几片药丸，一两块钱；失眠睡不着觉的，就把安眠药掰成两半，一半收五毛钱，没带钱的，这次就算了。没生病的，也过来量量血压，听听心跳，哟，你的血压最近几次一直偏高，可要注意了。看完病后，也不急着走，几个老奶奶老大爷坐下来聊天，这家娶媳妇了，那家买汽车了，一杯热茶水，一坐就到开饭前。
村支书又来劝阿婆了。阿婶啊，村里的卫生室都要关门了，您老人家也该歇息歇息，莫要干这些打针弄药的事了，出了纠纷了可不得了。
我卖药可不图钱，卫生室里的小医生，戴大口罩穿白大袿，一天到晚捧着手机，可有耐心给老太太看病？别人往我这跑，我能赶人家走？你个毛头，从出生到长大，哪次生病不是找的我，我跟你们可有过纠纷?
阿婶莫生气，我这也是行公事。上头问起来，你就说我劝过你，劝过好多次了。
二
阿婆经常讲，她最感激的人是毛主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那的农村人最担心的不是饥饿，没有白米饭吃，可以吃山芋，可以吃葛根。农村人最担心的是生病，生了病，运气好，能找到医生治好，运气不好，就一命呜呼。
当时我们镇上只有两个医院，一个是公社医疗站，三个医生只坐台不出诊，离我们这片山村有十五公里。另一个是七零一医院，只服务七零一厂工人，不接待农村人。
农村人得了病，只能送到十五公里外的公社医疗站。那时候到公社没有公路，只能翻山越岭，先走到七零一厂附近的火车站台，再沿着铁路抄近道走到公社，非常麻烦。要么就只能打听个偏方，胡乱去山上采点药，到娘娘庙烧柱香。后来连娘娘庙也被破四旧砸掉了。
最头疼的是孕妇分娩。那时候还没有预产期的概念，孕妇也要挣钱工分，要砍柴、打猪草，往往已经破红流了羊水，才意识到将要分娩。根本来不及送医院，挣扎着回到家，找来有经验的接生婆，接生婆找不到，就随便找个生过孩子的妇女。孕妇和婴儿的命运就掌握在接生婆颤抖的双手上，在家里那把平时剪针线、此时剪脐带的剪刀上。所以那时候，婴儿的夭折率奇高。翻过娘娘庙所在的横山，往西南走，在乌龟岭的山坳里，有一片乱坟岗，埋的全是夭折了的婴幼儿。每隔不久，总会多一个新起的坟包，多几片薄薄的纸钱。
娘娘庙里的何道姑，本来也会把脉，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庙后面的观音洞，也保存着从山上采摘来的草药。但自从砸了娘娘庙，何道姑也不知去向，有人说她去了九华山，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做道姑。白湖涝的李半仙，三代为医，善于医治跌打损伤、腰酸背痛，可惜因为搞扶乩，被群众举报搞封建迷信，被批斗得精神错乱。可怜的山里人，至此生了病都不知能找谁医治。
1965年6月25日，出于对医疗卫生资源过于集中城市的不满，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全国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发出号召，"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为解决农村医疗问题，赤脚医生队伍走上了历史舞台。
三
1968年，阿婆被大队推荐，到公社参加赤脚医生培训。
对于这件事，家里人是有看法的。我们大队有四个自然村，中间隔了三座山。每座山从山脚到半山腰，零零散散的都分布有人家。为病人出诊，光是翻山越岭就是一件苦差事，何况她只是一个瘦小的刚初中毕业没多久的女孩子。这是其一。其二，做赤脚医生依然摆脱不了农民身份，和留在大队挣工分相比，没什么实惠。与其辛辛苦苦，为病人提心吊胆，何不留在生产队，一辈子安安稳稳。
阿婆还是去了。支书讲了，做赤脚医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为村民治病，为孕妇接生，比留在生产队，要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支书还说，毛主席给了你书读，公社给了你饭吃，你书读得好，手脚又麻利，脑子又灵光，你不去谁去？大队里的年轻人，眼红这个称呼的可有好几个，要抓了紧哇。
一个大队去了四个赤脚医生，只有阿婆一个是女性。培训只有短短三个月，要在这三个月内学会专业性极强的医学，照现在来看，简直匪夷所思。公社卫生站的三名医生，轮流给培训班上课。经常刚上课没多久，急匆匆的护士就推门而入，大喊医生，有急诊，医生，某某床有情况。各村选来的学员，只好翻起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大半时间靠自学。
一切因陋就简，先学病理常识，再学简单的打针、包扎伤口、针灸，最重要的接生，只是现场观摩了一个孕妇的分娩。阿婆说，我们八个接生员，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妇女分娩。十二点进产房，推进来一个大声呻吟的孕妇，我们还在好奇，突然听到一声狼嚎，羊水、血水流了一床，两个接生员没忍住就哇哇哭了起来。女医生张口就骂起来，没出息的东西，看到血就哭，做什么接生员，都给我把眼睛睁大，仔细看清楚。接生员被骂得不敢出声，站在产床旁边不敢动弹。从破水、到开三指、开十指、婴儿娩出、胎盘娩出，整整用了六个小时。大家在旁边看了六个小时，就算接受过接生培训了。
最后结业， 发一个黄色的椴木药箱，内装听诊器、注射器、缝合针、血压计、橡胶手套等简单医疗工具，阿婆就正式成为大队历史上第一个接生员了。
四
赤脚医生是人民的医生，要做到随叫随到，能坚持下来，不是一件容易事。
阿婆年轻的时候胆子小，最怕半夜出诊。正睡得香时，突然一阵砰砰的敲门声，山里人粗鲁、下手重，心情急切，敲门简直要把门拆掉。阿婆的油灯一亮，山里人就急躁地扯起嗓子，医生啊，我家主婆要生了，辛苦你走一趟了。阿婆急急地穿好衣服，抄起药箱，就随山里人出诊了。
月明星稀，山风刺骨，阿婆的一双小脚要赶上急匆匆的山里人，只能走一段跑一段。山里人沉默寡言，走一路也搭不上几句话，只听得阴风摧动树林的声音。有的病人家属穷得连煤油灯都不舍得点，在漆黑的山路上凭感觉往前走，对山路两边时常出没的鬼火司空见惯。
最骇人的是经过乌龟岭的乱坟岗，所在的山坳正处在风口，风声凄厉，吹得挂在树枝上的纸钱哗哗作响，仿佛有无数冤魂无法安眠。空气里有一股腐败的酸臭味，贪吃的野狗孜孜不倦地刨开新土，眼睛在黑夜里射出绿色的光芒，仿佛是阴间的亡灵。惊起一片乌鸦，必是山上的野猪半夜出动，准备偷食山下的庄稼了。
山里多雨，湿气重，一到下半夜就起雾，头发上也结了一层露水。如果是新下雨不久，便能听到远处的瀑布哗哗作响。山路中央被鞋子磨得低了一层，流着一股细细的雨水，使得山路也泥泞难行。阿婆要强，从不要人扶，背着一只大药箱，脚踩一双解放鞋，山里人走多远，她就能走多远。
出诊走夜路少则半个小时，最远的村子则要走两个半小时。看过病后，照我们当地的规矩，要由病人家提供一顿面条，算是对阿婆出诊的犒劳。如果是接生，则要另外送阿婆几枚红鸡蛋，权当是医疗费。几枚红鸡蛋，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绝对是拿钱也买不来的山珍海味。我爸爸回忆说，他们家是工人家庭，在那个年代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鸡蛋。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太穷，连红鸡蛋也出不起，阿婆也不以为意。因为赤脚医生本来就是免费为农民服务，医药免费领取，出诊计入工分，算生产队的义务工。
如果病人是感冒发烧、跌打损伤，则只需打针、敷药，简单处理一下即可结束。刚开始时，阿婆胆子小，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往往要病人家属送她回家。等她半夜出诊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就养了一条土狗，取名土豆，陪她走夜路。阿婆说，那时候大家都不容易，折腾一晚上，第二天还要上工。家属送我回家，一是没法照顾病人，二是走两趟夜路，整夜没法睡觉，白天就没法上工挣工分了。如果病人是孕妇，则要服侍孕妇分娩。婴儿出生后，还要给宝宝擦洗，消毒肚脐，帮宝宝吃第一口奶。从头到尾忙下来，要从半夜忙到第二天白天。
到了第二天，不管有多累，阿婆依然要像其他生产队员一样，下地干农活。
五
阿公是银行干部，那时候银行还叫信用合作社，阿公是山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阿公似乎一直很忙，忙得连家都很少回，一个月有大半个月住在单位里。阿婆又是赤脚医生，所以阿婆生下妈妈后没多久，就被送到了太太家。妈妈在太太家长大，长到七岁时，到了读书的年龄，才被太太送回了家。
妈妈不喜欢这个家，在这个家里，阿公阿婆都像是陌生人。阿公呢，经常看不到他的人影；阿婆呢，一天到晚在忙。往往到了深夜阿婆才出诊回来，妈妈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觉得阿婆回家了。可到了早上，阿婆的床铺又空了，原来是一大早就被村民叫走看病了。证明阿婆晚上曾经回来过的，是摆在饭桌上的村民送的几个红鸡蛋，是一块野猪肉，是一包冬笋干。
妈妈一回家，就成了舅舅的小保姆。阿公阿婆在外忙碌，她又包揽了全家的家务。打猪草、砍柴、捞浮萍、烧饭洗碗，天天都要干，样样不能缺。妈妈刚做家务时手生，有一次失手打碎了一摞盘子。她很害怕，就像新来的丫鬟打坏了主人家的首饰，惶惶不可终日。阿婆要凶她，阿公却说，不做事的不能批评做事的，没什么大不了，再买的几个新盘子就是了。妈妈这才知道了阿公的好。
妈妈最烦做家务，最烦砍柴。砍柴是雷打不动的事，不砍柴，就不能烧饭，就没得吃喝。白天要上课，早上有露水，又要起早烧饭，只能趁下午放学后到山上砍柴。她和舅舅两个人结伴上山，山脚下树枝都被砍光了，只能往深处钻。随手折根藤条，把折下的树枝捆在一起，一人背上一捆，一捆有三四十斤重，再小心翼翼地朝山下走。遭遇过蛇，也摸到过山鸡蛋，山路崎岖难行，遇到下雨天路滑也是常有的事。
村里人提起阿婆，无不交口赞誉。她恐怕是山里历史上第一个不收医疗费又随叫随到的赤脚医生。她入了党，成了生产队的劳模。可妈妈只想有个平凡的阿婆，哪怕平凡的只会烧饭、哄孩子。没有阿婆阿公的家，院子里总是空荡荡的；没有阿婆阿公的关爱，屋子里总是冷冰冰的。
妈妈曾经鼓起勇气对阿婆说，阿妈做赤脚医生这么辛苦，又不赚钱，又照顾不了家，有什么意思呢?
阿婆说，我做习惯了，就再也放不下了。
妈妈劝不了阿婆，只好盼着早日读住宿高中，早日脱离没完没了的家务。
六
阿婆作为村里的赤脚医生，最主要的还是接生。据她自己统计，她一共接生了大概1100多次。最刻苦铭心的接生有两次，一次是第一次接生，另一次是妈妈生我的时候。
第一次接生，情况就很棘手。当时阿婆刚结束培训，村里人觉得她年轻没经验，并不信任她，家主婆要分娩了，宁愿找个有经验的老太婆，也没人找阿婆。有一个孕妇前一天已经破水了，肚子痛，宫缩无力，生不下来。男人找了几个有接生经验的老太婆，都束手无策，最后找到了阿婆。
阿婆第一次接生，心里想的是一定要成功，给村里不相信她的人看看。可是没有经验，她也没有好的办法。她看产妇偏瘦，身体虚弱，已经折腾了这么久，早就没了力气，便做主用红糖水打鸡蛋，给产妇增强体力。并把一家人赶到室外，和产妇聊天，使她放松心情。从上午折腾到傍晚，婴儿终于生了下来，只有五斤重，却脐带绕颈三周。刚生下来的时候婴儿全身发紫，迟迟哭不出来。阿婆按照手册上的说法，给婴儿轻轻拍背，人工呼吸，才恢复正常。凭着这次接生，阿婆的医术终于在村里传开了。
第二次是妈妈生我的时候。阿婆计算预产期很准，妈妈在预产期当天破水、分娩。当时阿婆已经五十多岁，经验丰富，深得村民信任。因为爸爸是七零一厂工人，所以妈妈可以到七零一医院就诊。但家里人都认为七零一医院妇产科医生太年轻，还是决定请阿婆接生。
阿婆那双白皙瘦小的双手曾经见证过无数生命的奇迹，在接生自家女儿时却颤抖不已，心理紧张得不敢下手。所幸的是妈妈在银行工作多年，见多识广，颇能杀伐决断。她反而开导阿婆不要紧张，生小孩只是小事一桩。她后来跟我说，生小孩一点也不痛，电视里全是骗人的，我生你的时候很快就结束了，你将来生宝宝时也无需害怕。
等到大姑怀头胎的时候，姑父和大姑不相信阿婆。他们都是七零一厂工人，相信现代医学，信任七零一医院。大姑即将分娩时，肚子痛得厉害，姑父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七零一医院。妇产科医生经过一番检查，认定大姑难产，医生做剖腹产手术的风险太大，拒绝接诊。姑父没有办法，只能找来七零一厂的货车，折腾半天送到县医院，大姑已经错过了手术窗口，产下一个死婴，死于严重的脐带绕颈。
赤脚医生的意义在于以较低的医疗成本来满足广大农村的看病需求。因而赤脚医生的工具通常是简单的、粗陋的；赤脚医生的医术通常也是普通的、一般的。然而与现代规章制度规范下的医院相比，赤脚医生具有保证随叫随到的高度责任心，与村民之间形成了超乎医患关系的情谊，这些都弥补了医术上的不足。
如果让阿婆接生大姑，面对脐带绕颈这种难题，她可能也会束手无策。但她决不会像七零一医生那样冷冰冰地拒绝。她肯定会坚守在孕妇身旁，哪怕是要送到医院也会紧紧随同。明知无力也要坚守，这就是赤脚医生的可贵之处。
七
八十年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学了大江南北。我们那也开始开放矿山，几个不大的山村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厂矿，七零一厂的工人也纷纷离职下岗，在村里举办各种作坊式工厂。
市场经济围绕市场转，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的围绕着钱转。各个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也纷纷丢掉医箱，穿上了皮鞋。到最后，我们这个片区十来个自然村，只剩下一个老中医、一个阿婆两名赤脚医生。七零一医院的医生队伍也随着七零一厂工人的流失而日益减员。到后来，山村里又恢复到了无医可寻的状态。
阿婆说，我坚持给人看病，没什么可舍得炫耀的。一是阿公在银行做官，不需要我死命挣钱。二是我这个人心肠软，病人有求于我，我开不了口拒绝。你想想，有钱人看病会到县医院，工厂工人可以免费到七零一医院就诊，剩下这些穷苦人、得了急病的，就只能找我们这些赤脚医生了。别的赤脚医生要养家、要赚钱，人家辞职不干也能理解。别人找到我，我怎么推脱。难道我什么也不干，天天要你阿公养活？他本来就不顾家，我挺尸吃白食，岂不更惹他嫌？
没有了其他赤脚医生，找阿婆看病的病人更多了，她也承担起了在大队接种疫苗的义务。我还记得在七零一小学读四年级时，有一天阿婆到学校里给农村学生打疫苗。那时候七零一小学生源减少，开始招农村学生。这些农村学生要交一笔高昂的借读费，每天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加上他们不会说普通话，所以和工厂子弟是天然的两个群体，基本不相往来。他们往往坐在最后两排，成绩垫底，沉默寡言，鞋子上因为走山路而沾有泥巴。
阿婆打开药箱，拿出一个个针筒和疫苗。教室里乱哄哄的，前排的七零一子弟在医院里已经免费接种过，大家转过头看农村学生，嬉笑着指指点点，准备看他们害怕打针的窘态。
第一个农村学生说，我不打针。
阿婆说，这个疫苗防乙肝的，打过就不会得病了，多划算。
我家里没钱，我不打。
这才两块钱，很便宜哇。你交不起钱，我给你垫上。
小胖罗突然喊起来，他不是没钱，他怕疼。
小胖罗的爸爸是七零一招待所的罗厨子。他一喊，大家像等久了无法忍受一样，爆发出一阵轰笑。
那个农村学生的脸唰地红了，羞愧得把头埋进了课桌里。
阿婆生气了，她一生气，讲话就又快又急，普通话里夹带农村方言。你们这个班里有多少个学生?40个有吧。我就问，哪个不是我接生的。你们这些厂里的孩子，在医院打疫苗的时候哪个没哭？你们骄傲，医院给你们免费打疫苗，你爸妈怎么不到医院里生你，不还是找的我。在我这，你们都一视同仁。你哪个孩子在娘胎里呆的时间长短我都知道，谁的屁股上长有痔我都知道。一个个小毛头自己不怎么样还笑话别人？
后来，同学们便跟我说，美美，你阿婆真凶，我们生病可不找她。
八
国民富起来之后，便有了财力建立正规的医疗机构。每个村成立了卫生室，由取得医疗资格证证的卫校毕业生或考取了资格证的赤脚医生坐诊。
还在坚守岗位的赤脚医生面临着决择，要么不再行医，要么学习医学理论考证。这个政策使很多赤脚医生丢掉了继续行医的念头，也结束了赤脚医生的历史。从此之后，赤脚医生的称呼取消，留下来的改称乡村医生。阿婆说那次考试并不简单，除了考操作，还要考医学理论，她不得不抱着医学大部头埋头苦读了好几个月。
乡村医生不用再出诊，主要呆在卫生室。这个村卫生室位于村子西头，有三间平房，用布帘隔成一个个独立的注射室、输液室、医药室、候诊区等。村卫生室有三个人，除了阿婆，其他两个都是刚从卫校毕业没多久。每个医生有单独的办公桌，有供值班医生休息的床铺，并仿照医院印制了村民健康档案。
卫校毕业生，通常是由于学校分配才到了村卫生室，也通常不会安心在农村做一些对他们来说比较低级的基层医疗工作，经常呆不了几年就会想办法离开。最开始的两个就很典型。一个沉默寡言，刚来到村里的时候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没多久就调整了过来，买来许多医疗著作，刻苦自学。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医学院攻读脑外科，后来成为我们市人民医院的脑科专家。另一个无意于医学研究，看中了凤凰山上成片的牡丹花的药用价值。他从山民手里收购牡丹花根，再租车贩卖到其他省市。他以此发了财，便辞掉工作，专门从事牡丹花药材的生意。
乡村医生微薄的收入、尴尬的定位，是促使这些卫生毕业生来一批走一批的主要原因。我们村卫生室成立这么多年，以坚持下来的，阿婆算一个，老家在江北的王姐算一个，来自甘肃的小刘算一个。除此之外，再无他人。
阿婆也不喜欢呆在卫生室，她总觉得呆在卫生室太拘束。在卫生室要穿白大褂，看病开药要登记，病人来了要带口罩，检查病人身体要戴橡胶手套。卫生室的墙壁总是白花花、明晃晃的，空气中充斥着酒精和消毒液的气味。
阿婆还是喜欢出诊，像当年的赤脚医生那样自由自主。她总是说，我做医生，跟现在这些年轻医生不一样。我脑袋里对每个村民的身体健康甚至个人家庭情况一清二楚，根本不需要病历档案。我对病人看病是随叫随到，病人一个电话我就要立马赶过去。哪像现在卫生室，是病人等医生，如果病人走不动了，是不是就不用治疗了。更不像市里的医院，去看病要先挂号，还要预约，病人本来就急着看病嘛。现在的医术是进步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距离却拉远了，出现这么多的医患矛盾，难道跟这个就没关系吗。我们赤脚医生虽然是泥腿子，医术不高，但和病人的关系可是最亲密的。
九
阿婆退休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赤脚医生本来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没有建立正规的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除了最后十年，乡镇卫生院给他们交过少量的养老金。可是，等她年龄已大，不得不停止工作时，只能拿到每月区区几百块钱的养老金。为了争取退休待遇，已经66岁的阿婆不得不重新捧起课本，以完成考试认证。
国家曾经积贫积弱，无力养活一支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也无力养活后来的乡村医生队伍，造成这些农村基层医疗力量的薄弱、混乱。等到国家有财力做出补偿时，也只能依靠考试认证、组织证明等手段来确定享受退休待遇的资格。阿婆抱怨归抱怨，还是不得不认真复习备考，像高考的考生那样，没日没夜的背题。不同的是，高三学生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阿婆的人生之路却已走到末尾。
阿婆考试通过后，享受到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待遇。对此，她很满意，尽管年轻的时候，作为赤脚医生，她几乎是在以零报酬的服务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两千多元对她来说已经足够。她基本也没什么消费，这点钱主要用于亲朋好友之间随红包，购买三七粉，甚至还补贴因七零一厂经营不善而经常歇业在家的舅舅。
尽管退休在家，她依然闲不下来，村里的老人生了病，仍然习惯找她。老太太们到她那里，半是看病，半是聊天。阿婆家，几乎成了村里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尽管村卫生室可以报销医药费，依然是冷冷清清，不比阿婆家热闹。阿婆开药，自然是报销不了，但她开药，只求药到病除，一般只开一天的药，一片药甚至可以分成两半开，决不过度医疗。对于头疼发烧，她极为擅长，比村卫生室里只能引经据典的年轻医生要高明不少。
十
阿婆年轻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山路，有太多个夜晚因为出诊而不眠不休。到年老的时候，她的双腿已经微微变形，有点�O形腿。所以退休以后，她基本不出远门。
我女儿出生后办百日酒时，我们把她从老家请到了南京。她曾经接生过上一千多次，对婴儿护理非常在行。她给我女儿洗澡时，一双手灵活快捷，左手托住婴儿腰背，右手用艾草水擦洗，上下左右翻转，甚至一只手倒提着女儿大腿，一只手给她洗头也毫不含糊。习惯了两个人才伺候得住的女儿吓得哇哇大哭。我和妈妈在一旁也看得目瞪口呆，生怕她一不小心失手。阿婆引以为豪的手艺，在我们看来已经是粗暴了。
�阿婆总是说我对女儿太娇惯。女儿洗脸、洗屁股、洗身子各有一条毛巾，她总是搞混；每次女儿拉完便便，我都会给她洗屁股，她说没必要；我支持婴儿不能吃盐，她说没事的，小孩趁早尝尝大人的食物才不会挑食；我说女儿睡觉要哄，她说大人要做事，小孩累了就会自然睡；阿婆说婴儿乳头内陷挤一挤就好了，医生却说坚决不行，会引发感染……
阿婆很失落，她那一套赤脚医生的手艺，在我们这一代，在大城市里已经没人稀罕了。城市里车水马龙的街道、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架、密集封闭的住宅，都让她手足无措。
没呆几天，她便坚持回家，回到了那个她所熟悉的、为之奔波了大半辈子的山村。
阿婆呀，在老家做赤脚医生也好、乡村医生也好，你辛苦了大半辈子，愿你在那里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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