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了

可能是年龄慢慢大了，总感觉生活很残忍，需要正着去面对，倒着去理解。

一

小舅子死在了医院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是脑溢血，之前三年查出尿毒症，没有间断过治疗，但血压始终偏高。35岁的年龄不敢谈恋爱结婚，活的很苦。

这几年每隔一两个月，我从西安送透析液到汉中，每车装满20箱，每箱40斤上下，每次从医院先搬到车上，为避人耳目经常晚上八九点再到医院，一箱箱搬到三楼宿舍，然后连夜返回。单程路上四个多小时，走一段山路、两次高速。每次累得通身出水，心慌虚脱。

再看到他时，已经躺在了太平间的铁皮柜子里，脸色惨白。几天后送去殡仪馆，帮着抬上车、抬下车，放在透明棺材里，推到送别厅，等待最后的告别。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重，害我几乎抓不住。

家里只来了四个亲人，临时又跑了一个。单位稀稀拉拉十个人，医院院长用战前动员一样的高亢嗓音发表了悼词，我代表家属答谢。不知道是活人表演给死人看，还是死人表演给活人，悲痛当然是有，但深切的痛感只存在于岳母、妻子和我。

送去火化，在工作间呆了很久，看着炉子轰隆隆响动着，不久铲出一堆骨头渣子和骨灰，先把地面洒水，倒上骨灰，冷却后拍碎骨头，装入骨灰盒，寄存。

因为是一个工作系统，县民政局的副局长来致哀，殡仪馆一路绿灯等到我们晚上七八点钟结束。夜色来临，已经是大年二十七，鞭炮和礼花此起彼伏。

好吧，要过年了。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二

开学前几天，闺女得了腮腺炎，楼下两个诊所，一个只让吃药，一个只让打针。我记得小时候都是贴膏药，就给母亲打了电话，她着急了，中午通的电话，晚上已经坐火车到了西安，带来了膏药和各种吃的药。

餐桌，她坐在我对面，讲解各种药的用法。猛一抬头，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满是皱纹的枯树皮一样的脸庞如同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了我心上。

母亲一辈子都活的很窘迫很局促，小时候最穷的时候用鸡蛋去换一挑煤，全家早早被大家族撵出来自立门户。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供我兄弟二人上学，有一段时间也包括被大姨夫强制休学又被母亲强行接来续读的表哥以及山里出来的表弟。

80年代初严打，二表哥被抓进派出所，光膀子铐在桐树上。母亲跑去说情，说不通竟然给警察跪下了。这种懦弱感染了我，让我直到现在面对强权的时候，始终在思考是该跪下还是该杀了他。

当然，半跪半蹲的时候占了大多数，我也连滚带爬活到了37、8岁。也就是这两年，我意识到无法阻止母亲父亲的衰老。如果我跪着能让他们容颜涣新，我还是很乐意长跪不起。

三

办公室挂着一件陕西画报的摄影师马甲，是李锋副主任送我的。送我不久他就进了医院，50天后去世。见最后一面时，他插着鼻饲，腹胀如故，但身形却清瘦如柴。

他闺女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安顿。49岁的他一定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

单位里很快有人改了口，李主任变成了李锋，一些议论也浮了出来，那些诡异的故作严肃的面容，让人不寒而栗。

前几年另一位中层张部长死的时候，我也只见了一面。同样40多岁，腹胀如故，喘着气交代我不要喝酒，注意身体。来了他不待见的人，便闭目不语，死死维护着最后一点尊严。

张部长最好的朋友骗了他，肝癌晚期时推荐了所谓的神医亲戚，每天上万的治疗费，让他家破人亡。而这朋友只去看过他一次，据说是因为媳妇嫌将死之人太晦气。

死人不可能反击活人，只有活人才能让活人担惊受怕。你死了，你背后的妻儿老小不会有人在意。所以活着的时候争取做个强者，死的时候也不要向谁示弱。

没有人同情弱者。

四

我常问自己：你能离开女儿吗？

你能抛弃这个家吗？

你能接受父母的离世吗？

你能为了前途跪下吗？

你会出卖朋友吗？

——似乎不能，一个都不能。

承受不起，所以我怕了。

怕不好的事情，怕读不懂的人心，怕未知的命运，怕一切压抑着的灵魂在深夜里突然被放空。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假如有一天他离开了，他的眼中再无神采，请不要惊讶，他只是忘记了如何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