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结缘,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中学时代。
那会,我在故乡的一所农村中学读书。我的班主任周老师身形富态,长得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当时,周老师已经是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散文作家,作品经常发表在《散文》等知名大刊上。自己很是羡慕和景仰,就常常在上课之余,鼓起勇气把自己写得稚嫩的诗文给他看。周老师发现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之后很是惊喜,就经常把我带到他的宿舍,指点我的习作,给我讲写作的要领。又一次我对他说:“周老师,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一定读了不少书,您能借我一本读读吗?”周老师满口应允,当即从书柜上拿出一本《杨朔散文选》和一本《茅盾诗词选》,签上名递到我手里说:“这两本书就送给你吧,希望你以后勤思考、多练笔,将来也写出名家这样的作品来。”我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把书放进自己的书包里。我家离学校大概有七八里地,农村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只能穿过庄稼地步行上下学。于是我就每天在往返于家与学校的路上,边走边看这两本书,没过多久,书里的不少作品篇目便烂熟于心了。渐渐的,我被书中那丰润的文学滋养浸润着,无形中受益,在此后两年的初中生涯里,自己居然也有几篇豆腐块发表在了我们当地报纸的副刊上。
中学毕业后,因为自己理科成绩太差,最终没能考上大学,只好随在辽北煤矿工作的父亲来到这里,先是做临时工,然后招工来到父亲所在的矿上当矿工。从故乡离家的时候没带啥东西,但唯独带上了周老师送我的那两本签名的名家作品集。无论是在农场做农工的田间地头,还是在煤矿的千尺井下,只要有时间就会读那两本已被阅读过无数次的书。随着对这些经典作品参悟和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自己的创作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感知,对文学的酷爱与日俱增。不喝酒不打牌,我把全部的工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和写作,并小有收获。在煤矿工作的二十年里,自己在报刊发表了千余件作品,出版了四本个人诗文集,还加入了省市作协。读书使我增加了对文学的挚爱,也使我的生活愈加充实和津津有味。
来辽北工作生活四十年来,自己先后搬了四次家。每次搬家,都会遗失不少物品,但每次搬家前,我都会早早准备好箱子,将自己书柜里的书籍悉数装好,专程雇车送到新居安放妥贴,而周老师送我的两本书则是放进自己贴身的皮包里带走,唯恐出现丝毫闪失。几十年的朝夕相伴,书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似故交,如长者,若恋人。记得最后一次乔迁时,家人误将我装书的箱子当作废品卖给了收购站,自己发现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因为担心第二天那箱书被拉走,我急忙找到那家废品收购站,敲开店主的门说明情况,把那箱书运回家里。看到自己心爱的书完璧归赵,我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我与书,今生已结下不解之缘。我始终认为,书是用来读的,是用来丰富和浸润自己人生的,而不应是附庸风雅的饰物。读书,不应注重读书的数量,而应在乎阅读的质量,在乎读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今,我的书架上不仅仅有文学类书籍,而且政治、历史、文化、社会乃至经济类的书籍也占有相当数量,因为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如果只读文学类书籍而忽略其他知识的涉猎与补充,那么他写出的作品也是缺乏深度与广度的,也注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此刻,夜阑人静,和煦的春风透过窗棂吹进书房,顿觉心旷神怡。书桌上的台灯静静地亮着,发出橘黄色的柔光。我在电脑前打完最后一篇文稿,然后从书架上取下周老师送我的那两本书。四十多年的时光,已使书的封面封底变得发黄,书页边缘也多有残缺。我用手擦拭了一下,有些许微尘飘落,但在这静谧的暗夜里,它们却闪烁出比那盏台灯更明亮的,繁星一样璀璨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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