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运行的关键阻塞是二次收入分配中，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间的收入转移规模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导致收入在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间的分配缺乏市场化的调节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缺乏令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过低，长期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又衍生成为内需不足，从而让我国经济增长在长期面临需求的约束。
所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需求面，而不是在供给面。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需（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其中消费和投资可为我国自己掌握，外需则主要受外国影响。从我国消费不足的逻辑起点出发，我国有上、中、下三条对策可选：“上策”是通过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来真正推进消费转型；“中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刺激投资来稳定增长；“下策”则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停止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
“上策”是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而增加经济中消费占比，实现消费转型
要提升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入手。居民收入如果不能明显增加，刺激消费的政策将难有效果。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要增加居民收入，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起依照投资回报率这个价格指挥棒的变化，来动态调节收入在居民和企业两大部门间分配的市场化机制。
要建立这个机制，光靠给老百姓发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让居民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投资和分红决策有话语权。我国现存的庞大国有企业，为实现这一点创造了条件。国有企业当然是全民所有的。接下来要让老百姓更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让国有资产在老百姓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国有资产的回报更直接地惠及老百姓，从而支撑民众的消费。
如果能够做这样有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改革，则可以从根子上化解我国长期因消费不足而来的内需不足，增长缺乏可持续性问题，也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惠及人民群众的福利，真正落实高质量发展之要义。
当然，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时间。在我国成功推进消费转型之前，仍然需要靠外需或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而外需的决定权并不在我国。考虑到我国经济体量已经相当庞大，海外经济拉动我国外需的难度已经变得更高。此外，海外越发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给我国出口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障碍。因此，我国很难回到2008年前靠外需拉动而经济繁荣的局面——依靠外需并非是我国的一条对策。在收入分配改革未能实质性推进，外需又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关键要看国内投资的强度。这就引出了我国可选的中策和下策。
“中策”是在消费仍然疲弱（收入分配改革进展有限）的前提下，继续通过刺激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
这条对策当然不是最好的出路——上策才是我国的最优选择——但它是在收入分配结构约束下的“约束最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中策不是“最优”（上策才是“最优”），却是“次优”。
当然，持续刺激投资来拉动需求有其弊端。比如，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债务负担。又比如，我国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率不低，部分开发商过度追求高杠杆、高周转的商业模式也有难以为继的风险。因此，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确实容易遭人诟病。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近些年我国在刺激投资方面越发审慎，甚至还在近些年出台了令地产投资明显走弱的地产去杠杆政策。这些打压投资的措施虽然看起来有其合理性，却弊大于利，是比中策更糟的下策。
所谓“下策”，是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停止刺激投资，又或甚至打压投资
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很可能重演1998到2002年长期通缩，以及大面积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局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经济结构失衡，根子在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个收入分配结构不会因为打压投资、放任经济增长下滑而自动优化。打压投资，并不会像某些天真者所设想的那样让经济结构自动平衡，而只会让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进而引发供给面的被动收缩（企业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这种只看局部，不看宏观经济整体的片面思维，正是近些年我国宏观政策出现“合成谬误”的主要原因。
结论：需辩证看待“中策”，避免走下策
中策这种投资拉动的模式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这条路可能产生过度而低效投资，意味着经济增长果实不能充分转化为居民福利提升，还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失衡和需求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内生持续性的缺乏。
但中策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储蓄过剩和投资过剩，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更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和随之而来的更高经济增速。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我国在资本成本方面的巨大优势。
资本的成本是资本所有者对资本回报率的要求。资本所有者对资本回报率的要求越高，资本就越贵，反之资本就越便宜。前面分析过了，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我国消费和投资的规模不受投资回报率这一价格指挥棒的调节，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投资规模难以相应下降。这其实就是说，我国投资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即使投资回报率很低了，我国也会继续投资。在其他更加市场化的国家，很难做到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仍然继续大量投资。
当一个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和一个对投资回报率敏感的经济主体，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时，最终多半是对投资回报率不敏感的经济主体胜出。因为后者的投资强度没法赶上前者。事实上，我国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行业里展现了这种资本成本优势带来竞争力。只要我国越过了某个行业的技术门槛，产品为市场所认可，我国就会依靠大量对回报率不敏感的投资而占领这个行业，并最终让这个行业产能过剩。最近正在重演这个故事的行业就是汽车行业。
我国的储蓄行为显然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想法不一致。初次分配中流向我国企业部门的收入，因为缺乏向居民分红这一个二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因而刚性转变成了储蓄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储蓄的目的并非完全是为了在未来获得消费，而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在微观层面上做大做强企业，宏观上做大做强我们的祖国。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国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储蓄。这种刚性的储蓄违背了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储蓄当成“工具”的论点，却是我国独特的国情之一。
我国追求的是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结合，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但在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方面，我国的储蓄过剩与韦伯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
当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偏离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日益变成追求消费和享乐的国家。其结果自然是其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速的下降。这一点又以美国为甚。当失去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国家碰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储蓄”的中国，自然是后者对前者的赶超。
2021年以来，尽管我国汽车行业取得历史性突破，但经济下行反而加大，主要原因就是地产行业在融资紧缩政策压力下，落入了恶性循环。
2021年地产融资紧缩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地产投资资金来源规模收缩了一半，令地产开发商信用风险显著上升。这让购房者因担心期房交付问题而“惜购”，金融机构因担心坏账风险而对地产开发商“惜贷”。“惜购”和“惜贷”反过来又会让开发商资金压力更大，信用风险进一步上升。其结果是地产行业深陷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几年前我国之所以会出台针对地产行业的融资紧缩政策，固然有化解部分地产开发商高杠杆经营模式之风险的考虑，更重要的则是因误解而不认可“中策”。在增加居民收入的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走中策，通过投资（尤其是基建和地产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虽不是我国经济的“最优”，却是在收入分配约束下的“次优”。
在收入分配的约束之下，消费很难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在需求面的有力引擎。此时，打压投资就是自废武功。天真的人可能以为把投资打下去了，经济结构就会自动优化。但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会让我国重回1998到2002年那种长期通缩的状态，给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和风险。
因此，当前我国尤其需要避免走“下策”，需要保证投资的稳定来稳定经济增长，进而在中美大博弈中站稳脚跟。
2023年12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层领导已明确要求政策要“先立后破”。近些年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我国在树立新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换言之，我国在“立”的方面，做得是成效显著、可圈可点。但我国现在对传统增长引擎（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盘），“破”得过了头。某些“破”的举措，背后既缺乏理论基础，也缺乏实践的支撑。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我国政策的回旋余地仍然很大，完全有能力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在未来，我国需要坚决避免走向“下策”，而用“中策”来争取时间，最终用“上策”来化解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之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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