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数代革新之心。
国史之中，两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名列著名的三大变法。而在这一变法前后，北宋王朝还曾发生过名气不大的两次改革，即之前的宋仁宗时期，庆历新政；之后的宋神宗亲自下场的元丰改制。
这证明，朝堂上下，也有前瞻者、亦有反思者看到问题、追根溯源，寻找出化茧为蝶的招数：变法！只是欲练神功，需引刀自宫——变法，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连难都算不上，而是相当难、绝对难、非常难。首先，变法之所以要变，必定是基于不得不变的危难形势——我们需要时间，可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变法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一定为改革派与反对派的殊死搏斗，必定是不到赢得最后的、全面的胜利，便难知胜负的大战役——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动他全家。
国外，与西夏的数次大败，从兵力到物资，到钱财，损失惨重；又被趁火打劫的辽国，借宋夏战事敲诈，背上更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国内，压榨过狠，兵变、民变四起，时人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这便是刚刚上台的宋仁宗所面对的政治、社会形势。庆历三年九月，其颁布手诏，点名要求新提拔的范仲淹等，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之后，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序幕，而这篇上书，被视为此次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庆历新政，以吏治改革为核心，进而推动全方位的改革，但它直点要害的动作，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直斥改革派们乃“朋党”。友军欧阳修好心助拳，作《朋党论》一篇回应，未曾想到却给对手，送了个大礼，帮了个大忙。一来，欧阳修代表改革派，承认我们就是结党了，但结的是变法的君子之党，而非你们小人之党。这极大地触犯了皇帝的忌讳，没有任何一个君主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以威胁皇权；二来，该文中，不是改革的君子之“真朋”，就是反对改革的小人之“伪朋”论调，本来意图孤立反对派，可实际上，却打击了中间派，正如南宋吕中所说：“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实，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而监进奏院苏舜钦发卖官署内的废纸，搞了例行的团建活动，即秋赛宴会，又给对手送出个发难的借口，反对派干将王拱辰高兴地声称：此辈“被我一网打尽”。庆历五年三月前后，改革派让倒向反对派的宋仁宗，悉数赶出朝堂，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全部罢废。
推行庆历新政的变法者的失败经历，告诉我们，旧有制度下的利益集团，所占有的固有好处，一旦受损，其后的疯狂反扑，是惊人的，不但需要变法者敢于直面对手的决心与斗志，更需要最高领导人的决心与意志。而君子被小人欺之以方，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小人结党却不承认，君子不避结党之嫌，让害怕臣下结党，以抗皇权的君主是可忍，孰不可忍？！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亦称为熙宁新法，则是发生于国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积贫且积弱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谓积贫，是因冗官冗兵，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所谓积弱，宋代军队不断扩大，治平年间的兵额是太祖开国之初的5倍多，军队开支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可在对辽、夏的冲突中，却屡战屡败。）
作为熙宁新法的领导者，王安石以天下称誉“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致”的名气，投入轰轰烈烈的变法之中。熙宁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多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庆历新政无法比似的，而它受到的攻击也是前所未有的。变法展开不过数月，在反对派的舆论中，王安石由可以拯救天下的圣人，成为了“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最终在神宗皇帝摇摆不定的信心，越来越无力的支持下，王安石黯然离朝，新法尽废。
旧党与新党的斗争，尚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毕竟看法、观念大相径庭；可新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拆台，却彰显出新党骨干，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等，相较旧党中的司马光、富弼、欧阳修、苏轼等等，于人品方面，天差地别。这也是王安石失去宋神宗信任，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宋神宗于元丰三年，亲自下场主持，以改革官制、整顿军事为重点的元丰改制，无论其深度、广度，与王安石变法相比，不过是水洼中扔进块小石子，与广阔大江冲谷跳涧的声势争锋。就这样，最终也是形式大过内容，表面文章大过了实际效果。
经历了两次变法的宋神宗，既有革新的欲望，亦有开边的雄心，只可惜均操之过急——发现了王安石，却不能坚持、坚定、坚决任用他；倒是坚持、坚定、坚决任用宦官李宪为主帅，宦官王中正、外戚高遵裕各为一路主将，出兵攻伐西夏，最终灵州城下惨败；拒不相信久守边境的武将种谔建议，听信下车伊始的文官给事中徐禧的胡言乱语以及没头脑、瞎指挥，再遭全军覆没。两次大败，宋军死伤将士兵民多达六十万。
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道：“直到仁英神三朝，才想把以前祖宗积弊，加以改革，但积势已成，急切反不过来。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包括元丰改制，都不过是幻想着，在北宋这辆破车，疯狂冲下山崖的过程中，拽住它，阻止它，可内政外患积重难返的朝政，让幻想破灭。更可怕的是，因变法而分裂的朝堂，对立的两派间，互相攻击的手段越来越无耻，越来越无底线，北宋这辆下滑的破车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呈现出了加速度。
只是吊轨的是，范仲淹能否想到，自己主持的轰轰烈烈庆历新政，竟然毁在了一堆废纸之上？！王安石能否看出，涌现于变法中的，那个叫蔡京的政治新星，有着协助未来艺术家皇帝，推下北宋破车摔个粉碎的不凡能力？！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孰之过也？！"
当然自己于本文中的三点言语，限于能力与水平的浅薄，亦不过是管中窥豹，也就是以偏概全。毕竟百年的宋史与千年的国史相比，仅为一小部分而已；比之更繁杂的世界史，它更是简单。今天，当我们注视历史坐标之上，1215年，宋宁宗为蒙古攻下金中都，而开心，西夏神宗涌出分一勺羹欲望时；在遥远的不列颠岛上，国王与贵族达成了大宪章……
面对历史，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戴名世言道：“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道理，中外皆同，只是感叹一句：后人，又有多少会真正从前人的教训中，找到适合于此时此地的做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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