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青县，我家被安排落户到一个城南小村——姚圈。这个村子，我家是两进两出，承载了我童年农村生活的最早记忆……
龙门之下
鲤鱼只有跳过龙门，才可能化龙而去。没有跳过去，那就还做你的鲤鱼。我想，爸爸带领一家回河北，本来的目标是回天津，可惜这个龙门没跳过去，就落在了与天津仅有静海之隔的青县。
据妈妈说，到青县下火车，一走出站台，就差点把脚崴了。那时青县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路上刚刚铺了一层水泥球，这是那个时代铺设泊油路的施工标准。在我的记忆里，还清楚地保留着水泥球从路基上滚落到路边沟里的情形。
我家暂时借住在爸爸的单位——变电站，一个坐落在铁路西边长满荒草的红砖大院。站在院子里，过往的蒸汽机车的有节奏的轰鸣刚过，马上就换做了后院变压器们嗡嗡的交流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怪怪的变压器油味。靠山吃山，这里每间屋子里，都在烧得通红的电炉子上做开水喝。一到晚上，院子里被发着蓝光的一种灯泡照的雪亮。灯下，大蚂蚱、螳螂和闪着绿光的甲壳虫纷纷降临……
那是一个嘈杂的早晨，两位穿着蓝色粗布工作服的叔叔弯腰搬砖，忙着封堵大门两侧的排水孔。听爸爸解释，才知道他们是在围捕跑到院里的野兔。我虽然被画着闪电的“闲人免进” 的牌子当在了前院，但听着后院里一惊一乍的惊呼声，我放佛看见了后院里到处蹿跳的野兔，心也跟着突突跳了起来……
这里虽然好玩，但毕竟是高危重地，不适合久住。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落户的城边村落——姚圈，成为那个村子里低人一等的外来户。
外来户受歧视，并不都是因为当地人欺生。那个年代，从城里来到乡下的人家，都是有历史或现行问题的，下放农村改造。这对原始村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好客的生态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出了南街头，走上游龙般蜿蜒的运河大堤，顺着老杨古柳夹道遮蔽的长廊慢慢前行。堤下是连绵不断的农田，零星点缀着几处松树掩映着碑林的墓地。不久，在运河古堤有力的臂弯里，一个绿树丛中弥漫着炊烟的村庄，慢慢地走了过来。
我满眼的新鲜，满心的刺激，满脑子的好玩。却不知道就在这乡味浓浓的迁徙之间，我们这个从遥远的大同“红二矿”衣锦还乡的四口之家，一下子陷入了城乡两栖的尴尬。妈妈带着我们兄妹俩，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
妈妈，什么叫“硬本儿”、“软本儿”？
你爸爸是“非农业”，用硬皮的购粮证到粮食局买粮食吃，能买到香油和白面。咱们娘几个是“农业”，软皮的购粮证，只能买到应季的粗粮……妈妈努力地给我解释着。
我们一家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从煤矿的巷道里，游回了大运河，跳龙门没有成功，从此就跟“生产队”、 “工分”、“自留地”、“缺粮款”这些陌生的字眼打交道，一打就是十五年。爸爸没有跳过龙门，于是连纯粹的鲤鱼都做不成了。
然而，受罪、吃苦，其实都是回忆时醒过味儿来的后起之物。当时，却觉得很自然、很平常，甚至还有些许的幸福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乡村生活垫底，后半辈子这几番酸甜苦辣，我和妹妹弟弟们将如何消受？
野丫头
“外来户”进村，只能租房住。我家当年租住的房子，是高高的老宅上村子东南角的一户农家的偏房。地基之间的深沟，就成了雨天走水、晴天行人的土道。道东、道南的房子盖的晚，所以宅基要低很多——这是北方农村的通例。
现在想起来，那家的大门向东开着的两扇木门，应着“紫气东来” 的谚语。我们租住的房屋门子，开在人家门洞里的南墙上，应该是主家的一间东厢房吧。
走出大门，右手宅坡有一颗粗矮歪斜的大柳树。这棵大树是主家闺女夏天乘凉的专属凉亭。别看她拖着一根长长的大辫子，爬起树来，单手握着一根树叉，借着树身不甚陡峭的坡势，如履平地。每当看到她上树乘凉的矫健身影，踮着小脚的奶奶好像忽然发现了新大陆， “瞧这闺女！瞧这闺女！”地连声称叹。也是，奶奶那个时代，哪里见过这个！
那是一个蝉声一片的中午，奶奶站在门洞里，手搭凉棚向外张望，只见主家闺女悠闲地坐在树上，正端着一碗饸饹条，横刀跃马地吃着。奶奶呆呆地看直了眼，一边喃喃地自问：我就不懂了，这丫头是怎么上去的呢？
昨晚招贼了！
一天早晨，我醒得很晚。爸爸去城里上班，早已不见身影。我朦胧中听见妈妈和奶奶正在低声地打喳喳，语调神秘地让人害怕。
“以后文瑞值夜班的时候，咱们娘俩可要当心啦！”
“要说也没什么可偷的，可话又说回来，贼不空回，会不会打我那几只鸡的主意！”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熟睡之中，爸爸和持刀拨门的毛贼周旋了半夜。爸爸向来十分醒睡，听到门洞里门栓被轻轻拨动的声音，便蹑手蹑脚地抹黑凑到门前，无声无息的把毛贼刚刚剥开的门栓又推了回去。毛贼忙乎了一通，似乎也觉查出了有些邪门，就悄悄放弃了。
后来，我反复咀嚼过这个故事，觉得很有些奇怪。爸爸为什么不大吼一声，吓走毛贼？为什么不喊醒房东，唤起村民，捉住毛贼？而是选择这样一种对毛贼惊扰最少，让其知难而退的方式，这又是何苦呢？
我似乎体察出什么，只是一时说不出来。
奶奶的娱乐
妈妈去生产队当会计，也好挣点工分；奶奶就整天在家照看我们兄妹俩。她似乎觉得自己还不够忙，就和妈妈商量要养几只鸡。
村子里买小鸡的一来，就“我卖小鸡喽！小鸡的卖了！”地炖了高声叫唱起来，惹的孩子们围着扁扁的鸡笼看热闹。奶奶在鸡笼里挑着小鸡，她把每一只小鸡的腿倒悬起来，那只小鸡如果能够把脖子弯回来，嘴巴够到胸脯，那多半就是母鸡，如果只是伸直脖子挣扎，那多半就是公鸡。养公鸡为了打鸣、压蛋、孵小鸡，一只就够；多了只能炖了吃肉。而在那个年代，养鸡是农家的半拉家业，油盐酱醋零花钱都需要从鸡屁股里出，养公鸡是不划算的。
小鸡一天天长大，毛色有黑的、白的、黄的、芦花的。因为从小就挡在过道屋子里，这些鸡似乎已经丧失了“鸡上树”的野性。奶奶给每一只鸡都起了名字，并在和它们打交道的时候，和它们拉家常。
鸡在阴天欲雨的时候，总喜欢惆怅似的低声吟唱。每只鸡的吟唱声音又各有不同。奶奶这个时候，总能分辨出是那只鸡在低吟——“听听！我的小黄又在唱了！唱得多好！”每当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皮耷拉着，满脸的欣赏和满足。
奶奶的眼皮耷拉下来的时候，平视能盖住双眼。妈妈总是感慨：这都是双眼皮的好处！老了就这样！
舅舅来了
舅舅来姚圈看我们来了！舅舅是个工人，手劲儿特别大。关于他的传说也都在证明这一点。比如给人家换灯泡把泡子攥破啦，早晨刷牙把牙刷把弄断了呀，这些传闻把他幻化成我心目中的大力士。
他来村里以后，先用爸爸的“大铁驴”驮着我到县城，给我买了两根“二踢脚”。记得妈妈帮我把它装到一个玻璃瓶子里封存起来，以免受潮，留着过年的时候燃放。我经常取出那个瓶子，隔着玻璃观察这两个竹筒一样的东西，看着它牛皮纸卷成的腰身，中间那个神秘的小孔里伸出的一段暗黑色的引信，尾部封泥圆滑的砸口儿，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舅舅此后的时间，就都泡在了莲花池边。说到荷花池，不过是一个长满荷花的自然坑。只要想想村子中央那片高高的宅基地的土壤的来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个村子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池塘了。
舅舅显然早已精通此道。他在邻家葡萄架上捉来豆虫，就是那种淡绿色、白花纹、肥都都、硬邦邦的大虫子，装在瓶子里，还在扭来扭去地打挺。他在自制的钓竿上锁上这鲜活显眼的诱饵，坐在莲花池吊鱼。看他钓鱼来的就太容易了，就像变魔术，只有甩钩和摘鱼的时间，小半天就掉了一大盆，不过都是一色儿的暗黑色、大嘴巴、长着长长的肉胡须的鲶鱼！
妈妈是厨家之女，做饭上有两下子，她炖出的鲶鱼，白花花的一碗肥肉，让村里人放弃了鲶鱼哪能吃的观念，品尝之后都纷纷赞叹：“想不到这东西还这么香！”
炖鱼，自然非常美味。可是，我们吃不起。一个是搭不起油，二是搭不起干粮。妈妈望着几乎要空了的干粮篮子，嘴里叨念着：要不村里人总说 “鱼是驼饼子的驴”！心疼的一个劲儿咂嘴。
“鱼是驼饼子的驴”这句农谚，是一句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也只有那个时代的人能懂的金句。它承载了太多的尴尬和无奈，仿佛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奶奶制作的美餐
奶奶蒸的窝头，是天下最好吃的糕点。主家有烧柴的大锅，可以贴出一面黄噶儿、香喷喷的饼子；我们一间屋子半拉炕，没有大锅，就只能蒸窝头。
农家玉米面讲究的吃法，是要按比例掺入黑豆面，这种配比能产生一种诱人的香甜味。但是正因为好吃，所以被老人们骂做“不会过日子”。而我家根本就没有黑豆面可掺，所以这能挣那种黄橙橙的窝头。
奶奶的窍门是，用山芋粥和面，放点“起子”，蒸出来就在再也不是热吃如胶皮、凉吃啃不动的硬家伙，松软吧还挺有嚼头。而我和妹妹最喜欢奶奶的佐餐方式：窝头蘸蒜——把蒜捣成蒜泥，在到点酱油。我深刻的记得我们是抢着吃的，吃的很美，记得我好像还欢呼过！
在那个年代，村里人会过日子的共识，就是勒紧腰带过日子。反不能做的太好吃，因为那样吃的太多；饼子篮子要挂在房梁上，为的是防备孩子们随时够下来吃零嘴；爹妈常常责问孩子，你看谁家过日子顿顿开火？顿顿讲究稀的、干的、就吃的（指咸菜）那得多少？至于窝头沾蒜为什么那样好吃，相信你已经懂了。
黑汉腿
在村子东边，运河提下，有一间简陋的土屋，它孤零零地待在地里，四周都是绿油油的瓜地。
那片瓜地打理得特别精细，地里连一个土坷垃都没有。进瓜田劳动的必须是“瓜把式”，什么时候过去掐顶，什么时候对花，什么时候过去压蔓，什么时候上架，样样内行的人才能胜任。我对着草帽底下的那一张张普通的脸看了又看，总觉得和普通的农民不一样，但又说不出来。
御河水浇灌的瓜田，长得特别水灵。爬蔓的绿花的西瓜、淡黄色的菜瓜、暗绿色花纹的甜瓜，上架的带刺顶花的黄瓜，还有一种又粗又长的黑绿色的巨无霸，叫做“黑汉腿”，看着它那样夸张的身量，我努力地压抑着想摸一摸它的欲望。
和我的猜想相反，这里瓜很多，就是不能吃。即使是黑白守在瓜田看瓜的老汉，也从来舍不得摘一个瓜，这是规矩，无形的公约。因为这些瓜要拉到青县街集市上去卖，贴补生产队五花八门的花销。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卖凉席的睡土炕”的道理。
后来，妈妈花了一分钱在瓜田里买了一条黑汉腿回家，用刀切了，拌了醋蒜，比黄瓜口感要老硬，更加耐嚼香甜。总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想。
罗锅子翻船
在我的记忆中，罗锅子可能姓郭，我跟他叫郭伯伯。他除了有个罗锅，长得五大三粗，眉眼骨骼活脱脱的一个周口店“北京人”的画像。身体皮肤黝黑，肌肉发达，一身笨力气。
我的印象中，他经常牵着牲口到莲花池饮水，而生产队的牲口棚就坐落在莲花池的西北角。我想，他应该是生产队的饲养员，至少是曾经代理过一段时间。
牲口棚是生产队的一个圣地，饲养员是社员中的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岗位。我们当年最关心的是，牲口棚什么时候炒饲料，如果碰上运气好，到那时可以弄一把炒黑豆或者炒棉籽吃。但是饲养员有一个最遭恨的习惯，就是故意把料豆炒的不到火候，甚至嚼一口满嘴豆腥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心爱的牲口多吃一口。
每年到了秋后，郭伯伯有一个服务大家的项目，就是把荷花池里的莲蓬收上来，送给需要的人们。郭伯伯双手为桨，划着他的“船”——其实就是牲口棚走过桐油的一个大笸箩，一步步划向池塘中央，并不时停下来，伸手摘下饱满的莲蓬放在笸箩里。我看着他在水里漂浮着，想象中早已替换他坐在了笸箩船里……
然而，郭伯伯也有倒霉的时候。他为了弯腰够到远处的一朵莲蓬，不小心失去平衡，一下子滚到水里，水花里他露出了湿漉漉的头，引起岸边围观的人一阵哄笑。深秋的池水已经很凉，他踩着水把笸箩翻过来，又匆忙地捡拾着落水的莲蓬，有人赶紧拿来干毛巾，准备着替他擦拭。
后来我想，他的落水也许与他的生理缺陷有关系。健全人弯腰时可以尽量避免过度俯身，这样才能把握平衡。而他罗锅限制了弯腰前瞻的能力，只能做到重心前移，所以才导致做了一回落汤鸡。
锅头机
我和妹妹那是还小，不敢到远处去玩。据说野洼里有一种撒迷魂药的人，专门迷小孩。晚上，还会有“半截缸”出来祸害人，所以要听大人的话，在允许的圈子里玩。
在村子东边的场院里，在一锅大馒头一样的麦秸剁的掩映当中，有一架废弃的铸铁的机器，锈迹斑斑的，从大人嘴里知道这叫“锅头机”。这是我平生以来遇到的第一台大型机械。
它的结构看上去挺复杂的，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孔洞，法兰盘接口，被螺丝固定的一排弹簧……它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火车，就是轮船，就是飞机，只要我们攀爬上去，就可以到达我们任何想去的地方。
这架机器最忠诚的驾驶员，是村西头孙家的一个脑子不怎么灵光的哥哥。他的鼻孔下面，永远是两道流淌的鼻涕。而他全然不顾，他专注地骑在机器上，一边把大家递过来的细土灌入机器，一边用很魔性的声音模仿着机器的转动声“齐登卡！齐登卡！” 鼻涕冒着泡淌过了嘴巴，于是大家就高声起哄“过河啦！过河啦！”而我们的司机仍然敬业地盯着机器的每一个细节，嘴里还在“齐登卡！齐登卡！”的配音，一刻也不停歇。直到被他的家人大声呵斥着回家，我们也随着一哄而散。
他比我们大不少，我猜想他一定曾经亲眼见过这台机器运转的实况，不然，他是怎样知道这台机器的响声是那样一种节奏呢？在大人眼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傻子，在我们眼里，他是个不可或缺的孩子王。
做大酱
干粮馊了，长毛了，绝对不会扔掉。奶奶把它们存放到一个布袋里。攒多了，要去邻村借用石碾碾成碎末，放到坛子里发酵，做大酱。这样，过冬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尝到咸菜，还可以有酱香浓郁的大酱吃。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妈妈跟随者一群农妇去邻村碾做酱的干粮，每人肩扛手提的，都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干粮袋，看上去很像是丐帮的一支队伍。我和妹妹看着好玩，也哭闹着要跟了去。妈妈没办法，只好答应。
那个村子叫“摆渡口”，村南三箭之地。在村子的一家宅基上，有一盘石碾。领头的妇女进去借了一把短把笤帚，大家轮班推碾子，一家一户地挨个碾压着。
这些干粮，干硬得像一堆瓦块、石子，长满了花花绿绿的毛，在石碾的碾压下，一边发出啪啪的脆响，一边腾起褐色的烟雾。几遍下来，早已粉身碎骨，变成粉末扫进袋子里，小半天时间，大家说说笑笑地完活了。
做酱不但是个干净活，而且是个手气活。有的人手气不行，做一坛臭一坛；有的人手气好，做出来的酱特别好吃。村支书老伴儿梁娘就是一把做酱的好手，所以，大家都来请她帮忙。妈妈找来梁娘，梁娘二话没说来到我家，挽起袖子忙碌起来。
闲谈中才知道，有条件的人家，酱里是掺豆饼的，我们穷，只能做纯面酱。梁娘忙活一身汗，总算是封坛了，连手都没有洗，就匆匆地赶回家了。她家孩子多，每天都格外忙碌。
从那以后，我们不仅有酱油捣蒜吃，还有了香甜的面酱佐餐，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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