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自湖南湘乡老家写给吉安前线的九弟曾国荃的。此时的曾国藩正在家为父守丧，九弟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前线与太平军作战。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除了向九弟曾国藩介绍了家中的近况，向弟弟报了平安，希望弟弟在前线安心打仗之外，还向弟弟传授了带兵打仗、做人做事的道理。
王大诚向先父借过十余万钱，按每年收十石租子的标准收租已经收了十余年，按每年收六石九斗的标准收租又收了二十年，实在是把儿子的过错加给母亲。澄弟和我商量，觉得王氏父子日子太清苦了，最好烧掉欠条，豁免了他们的欠账。初三那天，请大诚父子祖孙三人来家，把欠条还给了他们，让元一每年按二石谷子的量赡养他的祖父，另外按每年二石一斗的量接济他的叔叔。
左宗棠对弟弟非常的关心，弟弟也应该真心与他交往，不能时常怀揣着计谋，带着各种的心思对待他。但凡别人以虚情假意对待你的时候，你更要以真情实意回报他。只有这样，那些虚情假意的人才会改变自己，彼此之间才能诚心相待。
李迪庵最近刚刚升任浙江布政使，这也是开始兴兵打仗以来仅此一例的事了。他用兵最注重一个“假”字。不光平时注意留出充足的时间整理军务，即便是在两军对垒的阵前，也能够从容不迫，保持镇定、冷静，仔细的观察形势，细细的考虑后，再做出决断。弟弟处理繁琐小事的能力胜过李迪庵，只是在临阵打仗的时候，恐怕还没有他那么从容不迫。至于在官场上跟人打交道，我们兄弟俩最大的迫。至于在官场上跟人打交道，我们兄弟俩最大的毛病就是明明对官场风气、世态炎凉略知一二，但是肚子里还是有那么一股清高的劲儿，做起事、说起话来，往往不合时宜，既不能做到强硬，也不愿意服软，所以走到哪，都不大合群。迪庵的优点是他一点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他的肚子里虽然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脾气，却能事事含糊其事，不显露自己的态度。不像我们兄弟俩，常常把自己的态度明确的摆出来，这样终究不是能给自己带来福气的做法。彭雪琴跟咱们兄弟俩最像，也像咱们俩一样不合群，弟弟应当引以为戒。遇到事情，要做得浑厚一些，不要太过于棱角分明，绝不可以随意的表露。将来如果你能够熟练的控制自己，做事浑厚，必然会身体健壮，子孙也会十分受用。但是不要学习那些机械、狡诈的人，这样的话，福气只会越来越少。李云麟还在吉字营中吗？通过他写给我的信，我能看出他才识出众，远远超过一般人，但也不免有些太过高调，他的毛病，跟我有些像。
长沙官场那些人，弟弟还跟他们通信吗？这些应酬自然是不能少的。你啊，应该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像我以前那样，要形成自己的做事风格。我平生做人做事，跟萧望之、盖宽饶这一类的人有些相似，常常害怕给自己招来祸患。所以弟弟们做人、做事，要早早的走上中庸、平易、不偏激的路子上来。你们千万不要学我的偏激的毛病！
黄子春守丧在家，大概在年前就能回到省内，接替他新上任的那个人不知道是什么人。我们县的运势，自从王、刘两个人死去，可以说是十分的不景气了。迪庵破例升调浙江，可以说是皇上莫大的恩典了。如果我们县能够来个好县令，那么自然是家里所有人的福气了。
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戌（xu)刻（第九封萧望之是萧何的六世孙，在汉宣帝、汉元帝时曾任太傅等职，任职期间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耿直，与大将军霍光等人不和，后遭宦官诬告，被逮捕下狱，自杀于狱中。宽盖饶也是汉宣帝时期的著名大臣，他曾任司隶校尉等职，负责监察京师，他要讲求策略，不能一味的刚直，不然连自保都做不到，何来伸张正义之说？曾国藩自比萧望之、宽盖饶，正是要以史为鉴，提醒自己，并劝勉弟弟吸取历史中那些太过刚直而遭遇悲剧的人物的教训。
在这封家信中，曾国藩主要向九弟曾国荃传授了两个道理，其一是行军打仗要能够从容不迫，做到一个“假”字。其二是做人做事要能够中庸平易，既懂得韬光养晦，又能在关键的时刻展现自我。所谓行军打仗从容不迫就是要在备战时能够沉下心来，仔细认真处理好各种军务，为两军交锋之时做好一切能够想到的准备。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能够三思而行，反复思虑，从全局出发，审慎而明断，绝不能逞一时之勇，一味的蛮干。曾国藩在这封信中所传授的行军打仗的道理，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假”，用八个字总结，就是“回翔审慎、定静安虑”。所谓做人做事中庸平易，就是要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说合适的话。中庸，不是不讲原则，也不是平庸，而是做事恰到好处，而不偏激。不讲原则的人容易走上邪路，平庸的人做不成大事，太露锋芒和太过刚直的人能够做成一些事情，但伤人最终也会伤己。真正能在官场如鱼得水而又深得人心成就一番大事的，只有和光同尘、中庸平易的人。曾国藩在这封信中传授的行军打仗的道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中”，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中和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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