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士与汉代有大不同，一则汉代之士在门第之前，而唐代之士则在门第之后。汉代之士上承战国诸子，其志在治平道义上。唐代之士则上承门第与佛法。又唐代虽仍有太学，但以科举取士，而以南朝梁代之文选为考试标准。故唐代士风，身世穷达，其观念乃又超于治平道义之上。故就汉代经生，与唐代诗人，即可见汉唐社会之变。
社会变，斯政治亦必随而变。道统不振于下，而政治法统渐趋于无所遵循。单靠政治权力，一中央，一帝王，何得以维持一世之治。此即见中国传统文化一大衰败。首识其危机者，为唐中叶之韩愈。然今诵读其集，送别赠新，饮宴酬酢，此乃唐代之士风。碑碣铭志，谀墓荣终，此乃门第之遗习。西汉前有贾谊、董仲舒，后有扬雄、刘向，何尝作此等文字。后人赞愈文起八代之衰，实岂得与西汉相比。至其讨论义理，钻研学术，如原道师说之类，则在全集中所占篇幅不多，又焉得与先秦诸子之家言相比。韩愈几乎为唐代唯一杰出之士，而其成绩乃如此，其他又何堪言。宜乎柳宗元不敢以师道自任。读其集，亦多崇扬佛义，少发挥儒道孔孟庄老之精言，较之愈又远逊。李翔随愈而起，其意乃欲会通儒释，但仅见鳞爪，未成体制。宋儒起，于文尊韩，于学崇李。唐代士人之特为后世甘拜下风而不敢仰企者，仍唯李杜之诗。韩愈、李翔之文，最多亦仅得与李杜媲美。故唐代乃一科举社会，辞章社会，仅以诗夸。唐诗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亦自有其标格，如是而已。然中国之一切诗辞文章之作者，果其于经、史、子三者无深造，斯其为诗文亦无足观。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是也。其实全部文选中，亦岂遂无真文学可取，斯则可为知者言，难与俗人道矣。然在中国全部学术史上，集部终不能与经、史、子三部争胜。今姑以近代之艺术观念言之，下与书家、画家媲美，则仍为远胜矣。此亦不可不知。即如清代，先之如王渔洋名擅一世，亦仅为一诗人。后之如郑子尹，诗学超经学之上，然其诗虽可好，终不入学术之林。如古文，明代之归有光崭然露头角，亦不能入学术史。中国学术史上，诗文终是另一格，此亦不可不知。晚清曾国藩分学术为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项，韩愈于义理、考据、经济三项，皆未跻上乘，而得为唐代士人之冠，则唐代之士，亦即此可获定论矣。
故论唐代学术著述，唯佛教天台、禅、华严、唯识四宗，各有超人上品。或译或著，传诵后代，贡献良大。其他唯有关实际政治之记录，如贞观政要，尤其如杜佑通典，亦值后人重视。但杜佑之史学，不得比司马迁。尤其是经、子方面，唐代乃阒焉无人。故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而韩愈则不得不为唐代文学中之第一人，则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其过不在政治，而在社会。苟以个人之表现论，则韩愈、杜甫皆上无千古，下无千古。苟以其处身社会论，则韩愈后之不能比欧阳修，杜甫前之不能比陶潜，唐代人之倾倒于韩、杜，一时影响之活泼幽深大有无堪衡量者，斯则社会关系，所谓生非其时也。
——钱穆《晚学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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