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牛犊不怕虎，张冬生的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接受改造董爽秋教授的任务，他更是信心爆棚。
张冬生专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找到了董爽秋教授，并郑重说道：“董教授，您是我尊敬的老师，也是我们青年团员学习的榜样，听说您各方面经验都很丰富，多跟我们学生介绍，也可以多向党委汇报。”
“冬生，听说你在几个系当团支部书记，团的工作干得风声水起，祝贺你呀，怎么？现在也来做党的工作，做老师的工作。”董教授的话语里绵里藏针，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
“董教授，我是您的学生，是向您请教和学习。”张冬生一下就感受到了董教授的厉害，马上谦虚起来，“只不过我从小就是孤儿，给地主放牛，上大学后又参加了土改，感受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这是时代大势，不可阻挡。”
“冬生，我是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感谢你的好意，我觉得学生还是以学习为重。”
虽然张冬生想了不少办法，但经历丰富的董爽秋教授怎么会把一个年轻学生放在眼里，因此，在校党委召开的思想改造活动中，董爽秋教授第一次思想汇报时避重就轻，偏重讲自己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对与国民党要员划清界线仍然认识肤浅，不愿自我剖析。他的第一次思想汇报没有一人鼓掌，没有通过。
董教授明显感觉到会上强大的政治氛围，会后十分紧张，精神压力很大。张冬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连三次趁机找董教授，并做董教授的思想工作，要他和国民党要员划清界线。董教授听后慢慢有了方向，也有了底气。他请张冬生和他一起准备第二个思想汇报。但在写第二个思想汇报过程中，张冬生发现董爽秋教授还是不敢全面交代他与国民党所有要员的关系，他怕讲多了会否定他的进步历史，所以认识不深刻，只重点交代了他与国民党“CC派”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特殊关系。
“我把这些情况向李达校长和党委汇报了，党委研究决定抓住董爽秋这个典型人物，将他作为全校教师思想改造的模板。”张冬生回忆说，李达校长亲自安排张冬生掌握第二次汇报会，等董教授讲完后，特别安排十五人鼓掌，并要张冬生指出他的不足之处，令他放下包袱，轻装进前准备好第三次汇报。
在张冬生革命激情地鼓舞下，董爽秋教授终于放下思想包袱，将自己这两年来的所思所想全部和盘托出。
在校党委书记的指挥下，张冬生通过事先沟通和安排，等董教授的改造汇报完毕后，全体到会人员鼓掌通过。董爽秋的思想改造成为全校学习的典型，其后董爽秋又当选为农工民主党全国常委，成为湖南大学教授思想改造的一面旗帜。
会后，董爽秋教授亲自找到张冬生：“冬生呀，真是后生可畏，在你的推动下，我抓好了思想改造，找到了进步的动力。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从此，董爽秋教授成为张冬生的良师，张冬生成为他的益友。1970年，张冬生因为代表上海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赵基会与复旦大学8位红卫兵头目上北京揭露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张春桥之事，从复旦大学被发配到四川德阳中江县农村工作时，得到消息的董爽秋教授亲自写信给张冬生，邀请他去湖南师大生物系任教，后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患难见真情，董爽秋教授对张冬生的感情可见一斑。而董爽秋坚持真理，坚持学术研究，追求进步，反对虚假和盲从的思想和精神则影响张冬生一生。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董爽秋就领导中山大学生物系师生，展开了一场很有意义的科学实验，揭穿了所谓“生物自然发生”的虚伪性，引起轰动。1956年他又撰文批判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勒伯辛斯卡娅的“生命可以自然发生”的观点。当时敢于与苏联科学家进行争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常人望而却步。上世纪五十年代，生物学界，特别是遗传学界只许讲米丘林、李森科，对于孟德尔·摩尔根则给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只许批判，不准说好。而他却在课堂上斗胆介绍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科学的，非常严谨，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的，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钻研！”
1958年，湖北红安县“放卫星”，瞎吹亩产水稻几十万斤，他说这是在吹牛、虚夸，“左”派们在拔白旗时批判他思想右倾。在批判他的大会上他公开申辩：“一亩地只六十平方丈，水稻亩产几十万斤，光稻谷就得在田里堆尺把厚，怎么可能，绝对是浮夸。”
但在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董爽秋成了湖南师院的一面大白旗，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他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揪斗，关进“牛棚”，检讨交代书就写了五十多万字。
他没有被折磨击倒，居然昂首挺立，奇迹般地熬过来了。其后，虽被放出“牛棚”，却被剥夺了从事生物学专业研究的权利，董教授普不得不改行，干起了汉语言文字源流的考证工作。在他离开人世前，硬是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专著手稿《中国汉语言文字源流》。
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生物学知名教授和表观遗传学一面旗帜的张冬生，又用生物学知识研究起中国传统文化，写了200多万字的传统文化研究书，特别是用生物遗传密码研究易经和股市，获得有关专利。这些骄人的业绩和人生选择，都是受到了董爽秋教授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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