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老实说是笔记。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了这本书在辐射区待了十年，她承认，《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对自己的身体损伤严重。任何试图写这本书书评的人都将可能自陷一种轻佻。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我终于理解了阿多诺曾在战后说过的“奥斯维辛之后的写诗都是野蛮的”的深意。“没有艺术家能抵达现实”。（尼采语）
笔记（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的背景，请自行检索）：
通过贿赂，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民众以收割，播种为名偷走了一切。从摩托车、电视机到羔羊毛皮草甚至一罐瓦斯。而这些东西由于带有大量的辐射，流散到哪里，都是灾难。一个军人回家后丢掉了所有衣物，只留下一顶帽子。因为他年幼的儿子特别喜欢。两年后，孩子被诊断出脑瘤。“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切尔诺贝利有多可怕？盛产政治笑话的前苏联当然不会忽略切尔诺贝利。这是一则：一个人去了反应炉返家。他的妻子偷偷打电话问医生：“我该怎么办？”“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用他。”事实比笑话更惨烈。据一份报道显示，单是一九九三年（离大爆炸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总人口也就一千万左右的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件堕胎案例。一位不听医生“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劝告的准母亲，生下一个死胎，少了两根指头。是她想要的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啊，’我心想，‘她毕竟是个女孩。”
新闻记者阿纳托利·希曼斯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切尔诺贝利人生下来的孩子身上流的不是血，而是不知名的黄色液体。一些科学家声称，那些住在辐射区的猴子变得更聪明了。接下来三代到四代的小孩，都会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在我们身上进行的是一次伟大的实验……”这样的科学家我们都不陌生。
切尔诺贝利防护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索博列夫描绘一幅可怕的情景。如果没有人潜入水中打开排水管活门，一旦铀和石墨的混合物与水接触，将会发生三百万至五百万吨的爆炸威力，如果这样，不仅基辅和明斯克，连整个欧洲将有大部分地区变成无人区（想想我们的好朋友朝鲜）。而士兵志愿者，几乎都知道潜入这种辐射水中就是必死无疑，仍然站了出来。“这份情操无人可比。”索博列夫赞美道。他说：“苦难是我们的象征，是无价的！”然而，这只是他的看法。当他回家后把切尔诺贝利的一切告诉妻子时，她静静地说：“我爱你，但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切尔诺贝利人不行，车臣人也不行，谁都不行！”他以为是恐惧在他妻子心里扎下了根。我不认为是这样。一位参与建筑斯摩棱斯克核子反应炉的人说，人们从工地偷走建材换现金，或换来一罐伏特加……
仍在切尔诺贝利生活的人被称为“活着的黑匣子”，他们用肉体刻录着伦琴、贝尔、钚、镉、铀、铯、锶等一大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词并在词里不断增加数字。辐射是无形、无色无味的。辐射下的切尔诺贝利依旧是那么地美。美到不可思议——当居民像畏罪潜逃的犯人逃离后。一个负责“把土埋在土里”的清理人这样回忆道：他们派的学生在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麦秆。一对年轻夫妻牵着手走来走去……这一切，看起来美的恐怖，让“恐怖显得更加恐怖。”在这个连拉出的屎都得用铅埋起来的地方，“他们”不会忘一件事，那就是插上红旗。
灾变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不争气的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再被吞噬，再派人插上……那些插红旗的士兵现在在哪？带着他们的勋章几乎都在铅制的棺木里。“他们”的报纸不会报道这些年轻的生命下葬（这是机密），报纸的头条是反应炉高高飘扬的红旗图片，配图文字是“切尔诺贝利——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只需要机会来证明我们有多“英勇”，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灾难的原因（中国人同样熟悉的“多难兴邦”）。
在这场灾变中，“他们”干了什么？首先报道切尔诺贝利爆炸的不是“他们”，而是瑞典人。当他们瞒不住时，电视上出现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切顺利，都控制下来了”的谎言。私下，他们一方面用党证、坐牢威逼；用勋章、别墅、汽车利诱等手段驱使有用的人进入切尔诺贝利，另一方面，对所有非官方的信息，都视为“来自西方的特工人员”对苏联人民坚固联邦的祸害而打压迫害，他们甚至拒绝在大城市发放浓缩碘，因为这会不利维稳（我们对这套作法“很亲切”）。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得进去。一个摄影师的这样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叙述：身后的大坑是惨不忍睹，他的镜头是西方的，但镜头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自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镜头对着的是往大坑里填埋的推土机手。他正在看《真理报》，报上的标题是：“国家不会抛弃遭遇困难的人民！”风刮在乡间小路，灰尘飞扬。他赶紧把镜头藏起，因为他知道，扬起的是辐射尘，镜头伤不起。还是这条路，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群人，把这条路至少铺了三层柏油。他知道，“他们”要来了！果然，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同志要来视察。大老板来了，就在这条铺好的路上，“一公分也没偏”。这一次，摄影师没有理会他镜头的“价值观”，他拒绝把镜头给这个大老板。
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块“功勋匾额”，这一带优秀人士的名字都刻在上面。然而，开着车进入辐射区中心的幼儿园把孩子接出来的是“酒鬼出租司机”而不是这些党的儿女。这些党的儿女在干嘛？
集体农场的主席要两辆车，因为他得运送家人以及他的家当，其中包括他的三升果酱和泡菜罐。为了“公平”，党部也要一辆车。就在同时，一群孩子等了好几天都找不到汽车运送出辐射区……
“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一个摄影师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发现世界末日时，邪恶的机制也照样运作，人们仍然说三道四，拍大官马屁，大官带着他的电视机和丑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多么熟悉的克拉玛依“让领导先走”！
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也有不一样的，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口述史作者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在举国都被“他们”以“五一游行”欺瞒时，到莫斯科大声抗议。
终于瞒不下去了。
“他们恨透了那个作家！”环保稽查人员卓娅说道：“这真的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子孙就住在这里，但他们却不做声，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
你可能认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产生作用，其实不然，每次党内集会或休息抽烟时，他们总是会不断数落‘这些作家’：
‘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们真是为所欲为！我们有接到指示！我们需要遵从命令！他懂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中央委员会和党书记都站在我们这边！（原文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他们”如果没有感叹号，基本话不成句）
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肃时期会是怎样的感觉。”
斯大林的大整肃过去五十年后，切尔诺贝利的“他们”不再恐惧——他们把恐惧变成了悦服。卓娅感慨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但我们又能怎样？用一位军人的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家不会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也不会。”
为什么人类会造出足以毁灭自己的东西？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解释：“我们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相信人是所有创造之王，有权随心所欲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前苏联的袁隆平）曾说过：‘我们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赐，我们必须向他索取。’这是在试图教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本来不具备的物资。”
面对不想“被自杀”而要离开切尔诺贝利的人，安托什金少将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化学工程师萨柯夫回忆道。
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后，这个世界多了一个种族：切尔诺贝利人。这个种族的孩子被人称为“切尔诺贝利的兔子，晚上会发光“。“我们讲笑话，他们却没有一丝笑容。孩子们的老师说：‘别再试了，这些孩子不会笑的。’孩子们睡着时却会哭泣”；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对妈妈说：“如果我生下一个残缺的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他。”他们无处可去，无论他们到哪儿都会像麻风病人一样不受欢迎。“我们不敢离开。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不会害怕彼此；在这里，如果有人拿家里种的苹果或小黄瓜给你吃，你会欣然接受，不会遮遮掩掩地把东西藏到口袋或皮包里，然后拿出去丢掉。”切尔诺贝利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如果你不和他们一起玩，你就输了。”“一个乌克兰女人在市场叫卖大红苹果：‘来买苹果哟！切尔诺贝利的苹果！’有人劝她不要这样叫卖，没有人会买。‘别担心！’她说，‘还是有人买的，有些人要买给丈母娘，有些人买给老板。’”
让我没想到的是，切尔诺贝利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地方。解体后的苏联的局部战乱使得很多人把这块辐射区看成是个安全的堡垒（虽然阿列克谢耶维奇称阿达莫维奇为自己的导师，但她的访谈方法与后者并不相同。阿达莫维奇会在访谈中加入自己的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则让受访者表达自己，不在中间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类方法的观点（也是好处）是：对受访者所施加的任何干扰不但会影响而且有可能会“污染”受访者的叙述；商榷之处是：模糊了受访者的背景，受访时间段，地理位置，政治背景等，使得我阅读时需要不断猜测）。他们来到这块“飞地”享受着各自理解的“自由”而全然不顾身体也在“享受”辐射。这种不要命的追求“自由”使得这个社区遭受二次伤害的几率大增，而且很多伤害极端残忍。书中记录了这么一个场景：有着相同的《可兰经》和信仰的库利亚布人和帕米尔人开始了相互仇杀。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啼哭声引起了几个手持自动步枪来医院要药品的人，他们冲进产房。“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没有人回答。他们大喊：“到底是哪里人？”还是没人说话。只见他们抓住刚出生五分钟，也许十分钟的婴儿，一把扔出窗外。“我是护士，……你以后怎么生活？怎么生小孩？”受访者哭泣着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大闹莫斯科的阿达莫维奇认为，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亵渎。在书店里，经常有人让我推荐好的散文，我通常都是拿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给他们——最真实的口述史就是最好的散文。他们翻翻，然后大多还给我。似乎在说：前苏联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现在的俄罗斯只是前苏联的《二手时间》（阿列克谢耶维奇另一部充满野心的著作）的话，那么，我们则一直生活在“一手时间”里。在老年浑浊、恶毒的眼神，中年猥琐、贪婪的眼神，青年空洞、冷漠的眼神里，我看不到希望。没有对历史的真实还原，我们永远都在浑浑噩噩中。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华夏边缘》里写道：“我们所知道的‘正史’只是被社会中部分人或人群所选择、强化、传布的社会记忆……这些人或这群人通常是年长者、统治阶层、祭师、男人、知识分子、优势族群或核心地域人群。他们所界定的‘文化’决定了该族群的边界与本质，另一些人被迫失忆与接受优势者的记忆。”我对每一个来书店里的我熟悉的老年读者都“苦苦哀求”：写吧，如果你们不记录，历史将在深渊里永世不得见天日。我甚至和其中的一位说道：“您写，我来替您打字整理。”
然而……
后记：这本书的最后部分笔记，我没有写——实在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是在最后部分，我牢牢记住了一个人：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这是本书中惟一的一座灯塔——使我在这个汪洋世界随巨浪抛掷仍还抱有生还希望的灯塔。
这也是我写这篇笔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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