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时,刘晏担任转运使,常认为要办成一件事,首先在于选用合适的人选,所以处理财政事务,必须选择性情通达、才思敏捷、精力旺盛而又廉洁勤励的人。至于像检查文书、收放钱粮这样微小,而又干系重大的事,必须选择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士人负责;身边辅佐他们的掾吏只能让他们书写文书,不能让他们干预工作。
为什么要这样呢?刘晏常说:读书人志向远大,所以爱惜名节,一旦贪污贿赂被发现,玷污了名声,一辈子都不能得到重用了;因而他们将名声看得比利益重,所以清廉,就算掌管财货,也不肯侵占。那些稗官小吏就不同了,他们本来就地位卑微,就算廉洁奉公,也很难升迁到高位;因而他们将利益看得比名声重,所以容易贪污贿赂,如果让他们掌管钱粮,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只用读书人,不用胥吏。
然而,刘晏理财的方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推行,别人纵使效仿他,也相差很远。对于船场、巡院等职司紧要、事务繁忙的官职,刘晏都仔细选择,必须是当时最合适的人,方才授予,不肯轻授一人。
所以,刘晏去职后,有名望的掌管财赋的人,大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刘晏认为用人的方法,不但在理财方面应该这样,就是帝王治天下选拔人才也应当这样。当然,读书人固然爱惜名节,但也是因为上司信任、看重他们,所以不敢苟且行事;吏胥虽然好利,但也是因为上司看不起他们,所以才无所顾忌。像西汉、东汉的时候,选拔官员不但从读书人中间选拔,也从精通政务的胥吏中选拔,一些胥吏往往成为一代名臣。
由此可见,选用人才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都取决于身居高位的人如何鼓励、诱导。任用人才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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