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个高于一切的核心“秘诀”解释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从163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成功，那就是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模式。培根1625年在散文《论求速》（Of Despatch）中就提过：“我认识一位智者，他如果看见有人急于做决定，就会劝那些人‘慢点做决定，慢点做决定反而会更早完工’。”
“集成决策”的含义是：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一群人，这样计划和执行才能连贯起来；认真借鉴前人经验（不管是失败的教训，还是成功的经验），把犯错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只要条件许可，就做试点；任何重要提议，都要构思好实施细节，才决定是否通过；做好二手准备，以应对决策的某些原始假定不正确的情况。采用这种模式，决策往往慢得令人痛苦，不过执行反而很快。集成决策模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清教社会从上至下都“亲力亲为”——这个特点强调责任到人。对比之下，传统欧洲（这里包括英国）的决策模式可以称作“分层决策”。
分层决策意味着：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属不同人群，不同人群往往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没有构想好实施细节，就“原则上”决定是否通过提议；几乎不防备意外。采用这个模式，决策往往可以很快，但执行很有可能出奇的慢、频繁出错。“原则上”是最危险的词语之一。
回顾国父们的性格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就会惊叹他们在技能和观念上的完全互补。每人都贡献各自特有的东西才造就了整体的成功。背后逻辑显而易见：既然没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没人拥有所有技能，那么一群能干的、博识的、敬业的人围绕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就最有可能产生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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