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权力性质不同，福柯将政治史区分为传统政治和生命政治。
自古希腊以降到17世纪，是传统政治，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主权权力。主权者以残酷、可展示的方式强制性的维持秩序，主权权力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生杀大权——“让人死”（主权权力也具有“生”的内容，但仅仅是主权权力自我悬置、暂时不实施杀戮而已）。通过各种酷刑，主权权力鲜明地表示自己的存在和不可侵犯性。
君主制依靠暴力实施统治，这种可见的权力运作方式固然使人恐惧、臣服，但亦可能逼迫人暴力相向，铤而走险，尤其当社会矛盾尖锐、民心思变之时，民众会将积怨指向君主。
新兴资产阶级强调，个体想要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推翻君主（“砍去国王的脑袋”）。启蒙运动质疑了暴力统治的合法性。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暴力统治，暴力不再是主权者的荣耀，而且还损害主权者形象。
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政治权力只来源于人们彼此间订立的契约，而契约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权。
17世纪以来，则是生命政治，生命政治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持力量发生了变化——社会不再依赖可见的主权权力，而是越来越依赖柔性的、不可见的、“使人活”的生命权力以维持秩序。
生命政治有两种主要权力形式：产生于17世纪的规训权力（解剖政治，政治针对个人身体进行规训，提示、督促每个经济人对自己进行训练，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实际上是市场力量，“守夜人”角色）；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生命权力（由政府做出的宏观地指向整体人口的权力，突显“人口”问题，针对人口进行调节，国家转变“消极无为”形象，积极去做“使人活”的工作，如积极推广防疫、接种工作，提供社会福利等）。
福柯开拓了一条考察权力与身体关系的研究进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继承了这一衣钵。
生命（两种）——bios，被赋予权利的生命（公民，“人”）；zoe，拥有生命的生物学事实（奴隶，“非人”，赤裸生命，纳入性排除或排除性纳入，可随意处置；在形而上或哲学意义上低人一等，“牲人”）。
古罗马法中有一条，杀了“牲人”不算杀人。“牲人不能用于献祭”，因为牲人是不洁净的，不为神所悦纳。神是否悦纳或一个人是否洁净也是人为结果，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神所诅咒全操于主权者手中（在古罗马，既可称一个人不被神悦纳而处死他，也可以强调某人蒙神悦纳而杀死他）。而能献祭于神的人，其地位无异于牲人（罗马执政官能为民之故成为祭品）。
国王加冕，涂油礼，象征王权特殊地位，经过涂油，身体洗刷罪性获得神圣性；预示为神选之人。由此，国王被认为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个人自然的身体；一个是他的政治身体——王位。国王的葬礼标志着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正式分离。
国王的特殊葬礼，用蜡像当作真身，因废黜国王不可能（天选），为弑君、篡位开了“暗门”。掩盖了权力斗争的血腥，同时使篡位合法化。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生命政治的结果，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为成员，共同体外部为赤裸生命）间的战争，为了保证本民族的生就必须让别的民族死。
奥斯维辛集中营，1940年4月纳粹建造，1945年1月苏联解放。魏玛共和国例外状态下的产物。
民族主义——强调语言文化、地域、身体特征等区别。纳粹民族主义激烈地强调体貌特征而退化为种族主义，从身体角度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性，而其他种族是低贱的，保护“种族纯粹”。纳粹理论家认为，人的生物性身体应作为国家财富予以计算，健康的是有价值的，身体和精神上有重大缺陷的人不但没有价值，还降低了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且为他们修建福利院等慈善机构又称为社会的经济负担。
人体试验，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的奇诡结合（被实验的人死，但实验的目的是救更多的人）。
另有商品拜物教、景观控制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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