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然间，汶川大地震已经十年。
对于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者，大地震实际上都还在继续。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本叫做《余震》，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电影中的那个家庭，与唐山地震、汶川地震命运相连，发生了不可逆的转折。是的，作为大地震的亲历者，我们一直生活在余震中。这两天刷屏的各类文章，无论是弘扬抗震救灾精神、高唱感恩颂歌也好，还是回忆当年的个人经历、感伤生命脆弱也罢，都是一种“余震”，这代表我们从来没有走出过10年前的那个瞬间。
地震后，四川大学贴出请学生在户外留宿的通知
十年来，灾区重建成就卓著，新城镇新农村拔地而起，表象的生活轰轰烈烈，灾区巨变成为宏大叙事的绝佳素材，被官方话语赋予了各种伟大光荣正确的内涵。笑脸、励志、感恩、奋进，成为叙事的关键词。灾区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是最容易被看见的，新农居、新羌寨、新学校、新生活，举国同心、对口帮扶、大爱无疆、四川雄起，固然令人欣慰，但，这样讲述故事，总让人感觉有点不对。这让人感觉，地震的阴影已经彻底输给了“坚强领导”和“坚定意志”，人定胜天，皆大欢喜。
在包括许多媒体在内的旁观者看来，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在今天新华网的视频直播中，在青川采访的主持人，总是在诱导被访者说出“我现在很好”“感谢全国人民、感谢党和政府”的话，但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妇女不合时宜地说，“我妈妈在地震中去世了，这个阴影这个伤痛，是会一直在的”。
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馆聚落记录了部分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
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对于近十万名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朋友，这句话无异于“何不食肉糜”。自十年前的那个时刻起，他们的人生就变成了黑白色。这盛世，与他们不再有关。站在更为宏大的地球视角、宇宙视角，连一个物种的毁灭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件，但是之于这近十万人，以及把这十万多人装进心里的人，2008年5月12日就是他们的世界末日。
在地震过后一个月，诗人“哑孩子”写道：
因为有人在今天死去
我无法再爱这活着的喧哗
这是在死者的土地上
死者没有旗帜，没有言语
一声轻叹都没有
街市会再次拥满如往日
人们沉默 犹如塌陷
歌唱 犹如遗忘
五月的花在风中托举自己
为着什么，为着什么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几天的媒介狂欢，对于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朋友来说，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残忍呢。余震一直在他们的心里，但是媒体非要拽住他们，让他们讲述今非昔比、励志感恩的故事。十年来，或许有的受访者已经成了好演员，会乖巧地说出记者们想要的话。记者们关心受访者的新房子、新家具，而他们内心的深层创伤，才是他们最有真实痛感的地震记忆。这记忆深深沉在他们心中，无力讲述，长成了一根永远尖锐的刺，透过媒体宏大叙事的模糊群像，观照到一个个有温度、有表情的个体，你就能触碰到它们。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来自四川的作者也只写出来那些以新时代感恩奋进、在XXX的领导下为主题词的官样文章，作为地震的亲历者，当时的生死冲击，在这样的文章中已经不着痕迹。
北川老县城旁边一处朴拙的祭祀地（2011年）
在以汶川地震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再生砖》中，科幻作家、新华社记者韩松以寓言笔调描画了我们的叙事系统对“灾难”进行扭曲塑造的别样偏好：“很快地，废墟就成为一种比石油还要稀缺的资源，价格高涨，供不应求……很多人希望再爆发一场灾难，以产生更多的废墟，对灾难的渴望成为压倒性的社会情绪……这也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昂首阔步走在了再生的路上……总之，人们纷纷把他们喜爱的东西进行粉碎性处理，彻底打烂，令其死亡，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刻不停地创造出新的事物来。我们的生活，无非如此。”
绵竹汉旺镇钟楼成为“地震地标”
不是不能讲十年巨变，但汶川大地震的底色永远是悲剧，就算多难兴了邦，我们也永远不能感谢“大灾带来大变化”；不是不能宏大叙事，但我们不要忘了数字背后的鲜活个体，更不要为他们贴上“坚强”“乐观”等种种标签，他们永远有痛苦、悲伤且不被打扰的权利。对于“失去”的理解，苟活在这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的我们远不如他们，这之于我们是一种幸运。
“世界末日”随时会来，珍惜生活中的小确幸，不被“想象的共同体”裹挟，做一个独立、快乐的个体，是我们面对不可知未来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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