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任家老大任馥坤一家与父母在一起。
上世纪50年代的任载坤和冯友兰
上世纪30年代，孙维世(中)与母亲任锐、小姨任均合影照。
任家老二任纬坤，在丈夫孙炳文就义后，带着四个年幼子女继续革命。她的女儿孙维世从小被周恩来收养，是延安最出众的女性之一。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妻在一起。 本版图片均为翻拍资料照片
任家五小姐任叙坤只留下这一张照片。她喜欢林黛玉，这是上世纪20年代她在北京大北照相馆扮戏装所照。
老二任纬坤（任锐)年轻时照片
任芝铭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
但他“思想很新”，没有儿子，并未使他像很多老辈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他在给二女儿的诗中说：“任人呼伯道，望汝作罗兰”，把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
他让女儿们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想给她们清清楚楚的头脑，而非浑浑噩噩的人生。但女儿们所受新时代风气影响之大，他始料不及。比如老大与老二，先后逃婚离开老家。
他的经历和思想变化，对女儿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我们都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也都为国家做了事情。我想，父亲对他的女儿们，一定是满意的。”任家六女儿任平坤（任均）道。
大姐三姐：相夫教子,最是贤良淑女
老大任馥坤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她想以教育为业，在社会上独立。
早年父母为其订过婚约，她不满意。老二任纬坤（后更名任锐）与孙炳文自由恋爱后，孙炳文把自己的好友黄肇修介绍给了大姐。两人自由恋爱，结婚时大姐已27岁。
黄肇修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采矿工程系。之后在鸡鸣山煤矿、井径煤矿等早期北方大矿当矿长兼总工程师。“他之前，中国矿山是外国专家当矿长，他是中国早期的专家矿长。”老六任平坤（任均）在《我这九十年》写道。
黄肇修奉行实业救国，集经理、总工、人事、财务及安全责任于一身，全权负责矿井。他无党派，效力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党。新中国成立时，他已六十岁，担任西南煤矿管理局总工程师，负责西南几省国营煤矿企业的工程技术开发管理。
任馥坤生了四个儿子，还收养了孙炳文的女儿孙新世。“她把孩子都栽培成才，老大是高级工程师，女儿孙新世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另外三个孩子也都有成就。”任平坤（任均）之子王克明告诉记者。
老三任载坤，婚姻也是父母之命。任芝铭看中了冯友兰，给女儿订了婚。订婚前两人从未见过面。
老三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学校校长，很有工作能力，但仍是相夫教子。
老三和老大生活道路相似，相貌也酷似。大姐曾住清华老三家，出门碰到物理学家叶企孙给她打招呼，她出于礼貌笑着点头。叶企孙进了冯家，竟然又看见一个冯太太，大感奇怪。这个有趣的细节，被她的女儿、名作家宗璞写进《野葫芦引·南渡记》中。
《野葫芦引》这套书有家族史背景，书中绛初与碧初原型应为大姐和三姐，宗璞细腻地比较了两人气质：“绛初精明，碧初娴静。绛初有富贵气，碧初有林下风。这是多年不同的生活使然的。”
“三姐她很有修养，从不失态喊叫。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生活艰辛，教授们卖文卖字刻图章，三姐就卖炸麻花补贴家用。”六妹任平坤在《我这九十年》写道。
任载坤有四个孩子，老大冯钟琏，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做了中学教员。老二冯钟辽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从军抗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役，后去美国，成为工业锅炉专家。老三冯钟璞即宗璞，现已八十三岁，笔耕不辍，获茅盾文学奖的“野葫芦引”系列已完成三本，只差一本《北归记》。王克明叹息道：“璞表姐视力不行了，手也很难写字了，全是口述秘书记录，几十万字作品几十个人物装在脑子里，竟非常有条理。她写得太难，第四本刚动笔不久。”老四冯钟越，是我国飞机强度专家，专业成就十分突出，可惜51岁就病逝了。冯友兰为儿子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宗璞曾有散文名篇《哭小弟》纪念他。
冯钟璞的叔叔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其女儿冯钟芸，是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钟芸丈夫任继愈，也是哲学大师。
二姐六妹：投身革命，巾帼不让须眉
老二和六妹先后投身革命，生命轨迹相近。
老二任纬坤（任锐），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22岁时嫁给孙炳文，证婚人是作家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老同盟会员，中山大学教授）。
早在辛亥革命前，任锐与孙炳文都加入了同盟会。武昌军兴，孙炳文被推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民国后，同盟会办《民国报》，孙炳文任总编，梁漱溟等任记者，任锐任编辑。
1916年，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又到朱德部任参谋，与朱德结为金兰之交。《朱德自述》中回忆道：“从1916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孙炳文也是同盟会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
孙朱两人1922年去欧洲，任锐进了北大文学系读书。在欧洲，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回国，介绍妻子入了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时期，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1927年4月，孙炳文往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正值蒋介石“清党”，他在上海被捕，同年4月20日，被蒋介石腰斩于上海龙华。他遇难二十天后，朱德给任锐写信：“凶耗传来，吾脑皆裂，顿失知觉。”
14年后，任锐给孩子写下了传诵至今的诗篇：“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孙炳文就义后，任锐带四个年幼子女颠沛流离，但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抗战爆发后，她组织妇女救护队，在郑州救护伤兵。之后，她和女儿孙维世都到了延安。母女先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成为延安佳话。大伙都很尊敬她，喊她“妈妈同志”，连毛泽东给她写信也这样称呼。
1945年秋，任锐的三儿子孙名世从国统区转到延安，当时他们已离别数载，相聚仅月余,任锐又把儿子送到了前线。
1949年4月，任锐病逝于天津，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人民日报》一版报道：“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墓碑是周恩来题写。周恩来一生，只题写过八处碑文。
任锐的子女，也都有才华有能力。1939年，朱德给他和孙炳文共同的好友张从吾写信道：“浚明（孙炳文的字）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在此。”
孙宁世（孙泱），曾任人大副校长，“文化大革命”时被害。老三孙济世，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工作，曾任四川省旅游局局长。老四孙名世，新中国成立前牺牲。
孙炳文的儿女中，最有名的是老二孙维世。她美丽聪明活泼，从小被周恩来收养，延安时期，她是最出众的女性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入中国，对中国话剧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她的丈夫金山，是著名演员。可惜，“文化大革命”时，她和哥哥一样，都被江青害死。
六妹任平坤（任均），是任芝铭最小的孩子，姐姐们比她大了很多，她只好和小一辈的外甥女玩，她和孙维世是“闺密”，同在开封上小学。
之后，任均在开封明伦女中念初中，在静宜女中念高中。1935年，任锐将她和孙维世带到上海，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1938年冬天，70岁的任芝铭亲送任均到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话剧表演。她在延安平剧院从事京剧工作，演旦角十分出色，被称为“延安梅兰芳”。这一时期，她嫁给了延安鲁艺的同班同学王一达。
新中国成立初期，王一达任中国驻保加利亚使馆文化参赞，两人驻外工作数年。
任均生育了五个孩子，老大是青少年教育专家，曾任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老二定居美国；老三在深圳，是优秀企业家，现从事公益事业；老四王克明，是文化学者；老五名叫王克林，定居加拿大，是地球物理方面的著名专家，很有成就。
除了上述四姐妹外，任家老四老五均英年早逝。
老四任焕坤1917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五四运动时，她是开封学生领袖，成功推动了全市罢课。
她嫁给了也是辛亥志士的新蔡县举人刘积勋的儿子刘沛直，夫妻感情非常好。可惜1921年，年仅21岁的任焕坤产褥风离世。
老五任叙坤，是任家六姐妹中最美最像古典仕女的一个，人称“东方美人”，18岁因肺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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