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里之前，从没见过这样一幅景象。
我在路口犹豫了一会，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两旁接邻开着面馆馄饨店水果摊菜市场，五颜六色的商店标牌密密麻麻挂成一排，延伸进街道里头去。
我走进去，走过街道的第一个小路口，感觉像是武陵的捕鱼人，不过并非走了大运，而是倒了大霉。再往里，道路更加狭窄，两边被连成排的低矮砖瓦房占据，中央并不宽裕的空间自动成为人们的活动区。鱼摊摊主用摊子前的整块人行道作了摊位，不停地拿水管浇鱼，水从鱼身上哗哗地往车道边流去，经过街边的垃圾桶，带着些馊水和香烟头，一股脑冲进地上的井口。马路中央的水泥地面已经被弄得黑糊糊的，一群儿童发疯似的在马路中间奔跑，同时又有择菜的妇女大声对他们叫喊着，汽车、摩托车和电瓶车混乱地在路上驶过。
我的目的地离路口不远，我的同伴已经站在那里等了。“还差一个人……她什么时候到？”我问她，并没有期待得到回答。她耸耸肩，也没有要回答我问题的意思。
这时候一个穿牛仔服，外面套荧光黄背心的红头发女人从我背后大摇大摆地走到前头去。她大声地哼着歌，手背在身后，腿踢起的高度过于夸张，让人不得不注意到她脚上那双黑色的冒牌鞋子。这双鞋子，她在几分钟之后告诉我们，是她花三十块在地摊上淘来的。“一点也不比名牌鞋子差”，她骄傲地讲述自己买到鞋子的过程。
她晃荡着走过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谁，看打扮，思忖着或许是附近游手好闲者之一。那时候我的注意力正被身旁的快递大哥吸引。快递大哥看着至少三十有几，光头。他跨坐在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上，一只脚为了维持平衡而抵着地面，摩托车因此向一侧倾倒，连带着后座上捆扎在一起，大小不一的箱子，显得摇摇欲坠。光头正在大声地打一通电话，他手中握着的手机被宽大的手掌完全捏在掌心，若不是他正对着它大吼大叫，我恐怕都看不见那小小的砖头机。“你这，要是轻点的箱子，我就给搬上去了，妈的三十六斤你让我给你抗四楼？”他破口大骂着，脚边的大箱子用胶带包了里三层外三层，应该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三十六斤”。此时光头气呼呼地把手机塞回小挎包里，对方显然挂了电话，耍起无赖来。“这四十斤。”光头的光头现在满是汗水，他自言自语地愤愤嘟囔了一会，我想大概有两三分钟，他就站在那，不管脚边的大箱子，竟然有些无措地看着周围，似乎十分渴求别人帮忙一起搬箱子，或者至少附和着骂收件人一句。这时候一群小孩子尖叫着从他身边跑过去，女人们放弃了喊话，只是现在一旁叉着腰看，摆出一副“回家再收拾你”的样子。狭窄的街道上车水马龙。
我出神没多久光头就重新振作了起来。他放弃了和对方争论，我猜想他摩托后座上系着的一大堆包裹应该是原因之一。他一边“哎哟”着一边扛起箱子，憋红着脸，一步一步走到居民楼的铁门里面去了。
红头发的女人朝我抬抬下巴，把我注视着光头的视线转移到她廉价烫染的红色头发上。她不只是染了红发——那也不能被称作红发，她兴许是很久没再染过发了，红颜色杂乱地混合在原本的黑发中，看起来一团糟——她在自己的头顶上还反戴了一顶金色的嘻哈风格鸭舌帽，上面用花哨的街头涂鸦风格纹路写着“FASHION”。这时候我更加怀疑她是个在附近晃荡的无业游民。
“来居委会做事情啊？”她用上海话问我。
我不确定地点点头。倒不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来做事，而是对该不该跟她说这件事抱着极为不确定的态度。她没有对我的肯定答复作任何回应，而是继续晃荡着走向前面。我这时候看到她荧光色马甲的背面印了一个大写的“VOLUNTEER”，便开始预感到这次的活动的确具备一些荒诞喜剧的元素。
红发女人这时候与别人聊起天来。我隐约听见（事实上她说话的响度非常之大，只是我这时候对她的事并不感兴趣，因此未有多加注意）她滔滔不绝地谈论某个“负责人”，关于那个人如何如何地荒谬可笑，以及她与那人一起参与的一个饭局。我急切地尝试和我未到的同伴取得联系，在电话拨号的“嘟”声之间，红发女人的上海话断断续续地夹杂其中。
“……她作是作得来……讲条件差，她家里什么东西没我家里头好？……有一趟在背后头讲我，意思是讲我对人家居民很凶的，”她压低了声音，一副神神秘秘的表情，“讲我老是吃投诉……关她什么事情？奇怪是老奇怪的，我吃投诉么吃好咧，至少我任务完成了呀……事情从来不做的……”她讲到这里，住了嘴，向那个听得哑口无言的年轻女孩拉扯起来，“我们进去讲好咧，立在这里做啥？你们都进来好咧。”
我跟我的同伴互相看了一眼。直到这时候我才犹犹豫豫地确认她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我们跟着她进到门里（是上海街头普通居民楼门口的那种深绿色铁门），挤进这个居委办公室狭小的门厅里。我不得不注意到，在我和一同前来帮忙的五个人慢慢通过门厅的时候，生锈的黑色雨伞架旁立了一只红色的塑料桶，桶里插着五只长柄铁钳。这铁钳让我想到在更小的年纪随某组织去捡垃圾时的那种钳子，只是这些看起来更加锈迹斑斑，又破又脏。于是我猜想这一活动会占据今天整个七小时服务时间里不可省略的一部分。
红发女人走到办公室里以后，就着侧对门口的办公椅坐下，继续讲她的故事。显然，她刚才把我们都当作了听众，无论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听，她似乎找到了可以向其抱怨的对象，语句高声从她薄薄的两片嘴唇里蹦跳出来。
我的心思没有放在她讲话的内容上，我只是觉得，她在我们的服务时间开始后并不分配任务，而是继续嚼舌根，实在属于带有惊奇元素的事情。尤其是，除了从开头起听红发女人说话的年轻女孩之外（我至今都不明了她的身份），其他人都站成了一个犹豫不决的包围圈，以完全迷惑的心情听红发女人讲她的同事。我盯着她黄金色的鸭舌帽——在室内她也显然没有摘帽子的意思——盘算着时间已经过去了多久，以及我那未到的同伴还打不打算来。
我没有留意的时间里，红发女人不知怎么的把话题绕了回来。“你们中学来了几个人？”她用极快的语速问我。“呃，”我有些没反应过来，“应该来四个，还有一个没到。”“怎么又是这个样子？”她的语速更加快了，“我他妈上次不是跟你们来的人说过？上午两个下午两个，不要一次来这么多，讲了多少遍了，两三遍总有了吧？娘的没一次听得进去的！你们是真笨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这他妈的要我怎么办？你们一下子来这么多人，你看看人家学校，”她指着另两个女孩的鼻子尖冲我发火，“人家学校，或许成绩没你们重点学校好，但是人家会做事情！整天他妈的读书读书，人都是傻逼，以后工作谁会找你们这些重点学校的？还没有普通学校出来的人能干！”“不好意思，这个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人员是我们老师安排的。”我此时的心态或许不正常，对于红发女人侮辱性质的言论完全生不起气来，反而快要笑出声——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发出如此偏见的言论，还自以为真理而义正言辞呢。“我讲句难听的，你们老师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她张嘴就骂，丝毫没有思考，“现在我这制服背心也不够，午饭也不够，都是四个人份，你们一下子来，真是天晓得。”“我们会跟老师反馈的。”我的同伴显然跟我的看小丑心态不同，她趁着红发女背过身去拿表格单，与我说了一句，“素质怎么这么差啊？”我只能笑着点点头。
TBC，会于本篇内添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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